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誤人的不是制度,而是價值觀/陳立恆

前陣子,回到初中母校嘉義輔仁中學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台下一片青春初萌的稚氣臉孔,完全不是平時熟悉的聽眾族群。有鑑於他們都有機會成為台灣十年後的社會中堅分子,我當天談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創意與靈感,兩個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很少被刻劃完整,卻對每一個人的人生旅程都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能力。

在演講過程中,不時從他們的晶亮眸光裡,我彷彿看見四十多年前的自己,其中多少光陰橫亙,並沒有阻絕我對那段少年歲月的懷念。但讓我深有觸動的,不是我的回憶,而是演講前後,從與教員和學生們的互動反饋中,我感受到許多對當前教育的質疑與未來前途的茫然,我才驚覺,台灣廿年來的教育改革,不啻為一場失敗。他們所制定的諸如廣設學校、一綱多本、建構式數學、多元入學等等教改政策,所引發的爭議與問題,遠比以前的聯考還要龐雜棘手,更弔詭的是,教育改革革掉的不是聯考背後、那個萬惡升學壓力的命,卻是錯怪了這個相對而言公平公開、符合國情的聯考機制。

目前還未上路就引得各界爭議不斷的十二年國教,到底可以造就出多少國家未來棟梁,也許見仁見智;但我眼所見的是,台灣廿年教改的結果,使得今天台下這群慘綠學子們面對比我四十年前還要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只是我在演講中提到,關於文創工作上常用到的「靈感機制」離他們的考試生活猶如雲漢之遙,一般國家人才培育過程中應該強調的創意啟發、國際視野、詰辯精神、獨立思考、適性發展等,依舊在這一代的基礎教育系統中難窺其奧。

其實英文的教育「education」一詞,是從拉丁文「educo」轉變而來,原意更接近「從他身上引導出什麼」,這和我們孔夫子的因材施教,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與目前台灣教育型態似乎大相逕庭。

我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但我是一個人才使用者,就文化創意層面而言,我並不覺得過去的聯考世代與後來的教改世代相比,有任何遜色之處;可是我卻有一個深切體認,這十年來,當我們的人才競爭力放大到全球布局的宏觀角度時,無疑是處在不進則退的劣勢。

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對於「成功」有一個主流的僵化定義,每一個人都設定自己要進明星高中、一流大學,將來變成醫生、教授、科學家、金融家,這樣狹隘的社會價值觀,才是造成升學壓力及國家人才結構失衡的幕後黑手,而整個台灣教改的顢頇之處,就是天真的以為一直強調「多元」、「免試」等字眼,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對多元人才更友善可親的教育環境,來抗衡這個偏頗的成功定義。

大學本來就應該是一道窄門,因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絕對不是取決於它每年製造出多少個大學生,而是端看它的大學生能不能真正貢獻所學,同時,國家的競爭力,也要仰賴它的非大學生們順利發揮所長,成為不同行業領域的精英翹楚,一起攜手為這個國家擘劃未來。

我們無法立即改變社會價值觀或是教育制度的運作,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向它們屈服,藉著演講的機會,我告訴台下的同學們:所謂「成功」,就是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通過一條實踐的路,挖掘創意,調整靈感,一路上不間斷地修正成果,直到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我保證,抱持這樣的人生態度,絕對比依循一個大眾化的成功模式,更容易接近成功。(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作者:陳立恆
出處:【2012/06/0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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