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龍應台：我要讓文化成為國力／馬岳琳

她的獵物有三：人才、資源、版圖。

五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文化部成立的第四天，十二人在藍紫色牽牛花的識別標誌下一字排開，身為第一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鄭重介紹她的執政團隊：三位次長、一位主秘和七位司長。

打造一批專業的文化事務官團隊，恐怕是龍應台最迫切的工作。

文建會雖然成立三十年，但過去一直體質孱弱，不但角色邊緣，而且經常成為服務政治的承辦單位。

若要在四年任期內做出成績，手下不可無大將。

龍應台不但自合併而來的新聞局挑選出一位政次、三位司長，更自其他部會搶人，延攬ECFA、FTA的談判大將、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政策組長連玉蘋，出任文創發展司司長。
此舉被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形容為「動搖國本」，但她不但吸引連玉蘋轉換跑道，更說服經濟部割愛放人。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文化部整併了過去的文建會、新聞局和研考會，相關人員的磨合、專業表現，不但是政府組織改造的首波觀察重點，也是台灣未來是否能以文化展現國力的起點。

龍應台在接受《天下》專訪中表示，她希望從文化部的科員開始，腦袋裡就具有各國文化事務發展的參考系譜，判斷力與專業度兼具，樹立文化官員的風範。
倘若四年之後，龍應台真能鍛鍊一批與她旗鼓相當的文化事務官，這或許將比她一心要把文化部預算提升至總預算的四％，貢獻更大。

文化部成立當天，龍應台藉著致辭，向台下的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陳冲多所暗示，為的都是要力保明年文化部預算至少能有兩百億。

事實上，攤開今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書，文化部擁有的一六○．八億，僅佔總預算的○．八三％。距離○八年馬蕭文化政策白皮書中提到的四％，仍天差地遠。

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任何部會要爭取預算都十分困難，龍應台勢必要把眼光，放到民間與海外華人身上。如何建立機制、讓企業與個人力量挹注文化事務，甚至援引其他部會的資源，都將是「把餅做大」前提下的目標。

建築學者漢寶德就認為，「政策比預算重要，制度設計若成功，將創意與產業橋樑建立起來，那才是文化的活水源頭。」

電影導演李行也指出，文化部是來服務產業，而非領導產業。產業活絡了，自然對整體創作環境產生良性循環。

準備好面對文化肉搏戰

文化界眾聲喧嘩，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倒是覺得，龍應台應該更勇敢一點，「政府最怕妥協，什麼都做，最後落得什麼都沒做。」

他說，某日龍應台與四位出版人一起吃飯，討論到出版界進入大陸市場的策略，結果四人中有三人持不同意見，「可見政策要形成共識，真的很難，」王榮文表示。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龍應台向來很勇敢。

文化部成立第四天，她就拋出要與北京協商、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的議題；更積極要建構十一處海外文化中心，除了現有的紐約、巴黎、東京，一舉要增加八處。

對各國而言，表面上文化是軟實力，但其實是最直接、最硬碰硬的短兵相接。年輕人iPod裡放的流行音樂是哪種語言、電腦裡看的是哪國連續劇、枕頭邊放的是哪本翻譯小說，全都是文化版圖的肉搏戰。

從台北市文化局開始就擔任主秘、跟著龍應台運籌帷幄的文化部政務次長張雲程觀察，第二次當官的龍應台，一切都上了軌道，「她現在是最好的狀態！」


作者：馬岳琳
出處：【全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天下雜誌》498期；訂閱天下雜誌電子版】

唱遊課：製造甘願／楊佳嫻

徐志摩在〈我等候你〉裡頭，一而再，而三，呼告著「我不能回頭，運命驅策著我/我也知道這多半是走向/毀滅的路；但/為了你，為了你/我什麼也甘願」。這是最經典的戀人誑語，唯我能入地獄，爛泥中挖取花瓣，自動自發替對方完全一切期望，且付出得比對方預期更多。

當代勞動研究經典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一書，討論何以工人會驅使自己去達成公司的利益。然而，愛情勞動不同，通過幻想與投入，無望的獻身往往比獲得想像中的回報，要更有快感。〈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說，「像是那古時間獻璞玉的楚人/手指著心窩，說這裡面有真有真/你不信時一刀拉破我的心頭肉/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暴力，傷殘，愛情的甘願同樣是被製造的。可是，這種志願性的順服，對於得到奉獻的人來說，不啻為壓迫。

為要尋一個明星〉一詩，徐志摩知道這追尋需要代價，「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最終，「荒野裡倒著一隻牲口/黑夜裡躺著一句屍首」，天上才透出了光明。弔詭的是，死亡其實是愛的勞動形式的終點，不是極致。


作者：楊佳嫻
出處：【2012.06.06中國時報】

日治時代升學考 考卷遭監獄盜賣／陳柔縉

每年天氣轉熱，如臥烤盤的考季，也一步一步迫近了。

現在的台灣，十五歲考高中，十八歲考大學；日本時代，十三歲小學畢業，就面臨升學考了。那時候，小學畢業後考的也是中學，但在學五年，不分割階段，不像現在分成國中三年、高中又三年。中學畢業，若要更上層樓，可以考台北醫專（台大醫學院前身）或台南高工（成功大學前身），也可以在中學四年級時轉考台北高等學校，準備上台北帝國大學。

以前的入學考試，跟現在有許多不同，像是考試時間都在學期末的三月下旬；成績不叫幾分，稱幾「點」，台北醫專共考英數理化等五科，總分就是「五百點」；又例如，各校個別招考，部分地方才有「州內」（類似縣市內）學校一起的聯考。

最有趣的差別，現在的大學學測、高中基測，設有密不透風的闈場，十幾台高速印刷機放進去，再把出題老師和機器維修師傅都關進去，從出題到印考卷，闈場內一貫作業。日本時代各校的試卷卻是在監獄印的。

以前的監獄也做生意，除了承包印刷，受刑人製瓦、編草鞋、縫洋服、做藤椅，都可以變商品。如此監獄，四面高牆，雖有闈場的封閉性，對外營業，卻給了歹徒鑽洞的縫隙。

彰化和美一個姓李的人，原來當警察，不知犯了何罪，被關進台中監獄，獄中就做印刷的勞役。他先是跟外頭串通好，隨便以一個人的名義，跟監獄訂十本信紙，偷偷夾帶師範學校考卷出去，但考期太近，找不到買主，功虧一簣。不過，有了成功盜取考卷的經驗，1938年，故技重施，李前警員改以大甲某醫生的名義，跟監獄訂製藥袋，再把中學入學考卷放在藥袋內偷出去，下游並有十幾個人在各地兜售。一直到考試第二天，警方得到風聲，展開調查，一個多月後，案情明朗，才對外公開。報紙指此教育界的「不祥事件」，「全國未曾有」。

三年後，有人玩更大了。這次是高雄旗山卅二歲的林姓男子，組了一個陣容完整的「醫學院保證班」，串通台北監獄印刷單位的三個受刑人和一個監獄職員，偷出台北帝大醫學部的考卷，還請來一位醫學博士的弟弟作答，成功釣上台北、新竹和台中的十二位考生及家長，一人收兩千圓酬勞。兩千圓大約是一般公務員四年的薪水，考生家長願意賭下重金，正因考上醫科，等於買到台灣最高收入職業的門票，他日獲利將是千百倍。所幸本案在考前偵破，沒有不光榮上榜的考生。

日本時代，放榜方式也有點不同。各校貼出榜單之前，往往前一夜，廣播已經把上榜考生的名字唱到空中去了。

放了榜，一定有人捶胸，有人歡呼，以前和今天沒有兩樣。不過，這個時刻，我們習慣說「幾家歡樂幾家愁」，以前，大家會感慨，放榜真是一齣「悲喜劇」啊！ （作者為作家）


作者：陳柔縉
出處：【2012/06/01 聯合報】

誤人的不是制度，而是價值觀／陳立恆

前陣子，回到初中母校嘉義輔仁中學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台下一片青春初萌的稚氣臉孔，完全不是平時熟悉的聽眾族群。有鑑於他們都有機會成為台灣十年後的社會中堅分子，我當天談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創意與靈感，兩個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很少被刻劃完整，卻對每一個人的人生旅程都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能力。

在演講過程中，不時從他們的晶亮眸光裡，我彷彿看見四十多年前的自己，其中多少光陰橫亙，並沒有阻絕我對那段少年歲月的懷念。但讓我深有觸動的，不是我的回憶，而是演講前後，從與教員和學生們的互動反饋中，我感受到許多對當前教育的質疑與未來前途的茫然，我才驚覺，台灣廿年來的教育改革，不啻為一場失敗。他們所制定的諸如廣設學校、一綱多本、建構式數學、多元入學等等教改政策，所引發的爭議與問題，遠比以前的聯考還要龐雜棘手，更弔詭的是，教育改革革掉的不是聯考背後、那個萬惡升學壓力的命，卻是錯怪了這個相對而言公平公開、符合國情的聯考機制。

目前還未上路就引得各界爭議不斷的十二年國教，到底可以造就出多少國家未來棟梁，也許見仁見智；但我眼所見的是，台灣廿年教改的結果，使得今天台下這群慘綠學子們面對比我四十年前還要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只是我在演講中提到，關於文創工作上常用到的「靈感機制」離他們的考試生活猶如雲漢之遙，一般國家人才培育過程中應該強調的創意啟發、國際視野、詰辯精神、獨立思考、適性發展等，依舊在這一代的基礎教育系統中難窺其奧。

其實英文的教育「education」一詞，是從拉丁文「educo」轉變而來，原意更接近「從他身上引導出什麼」，這和我們孔夫子的因材施教，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與目前台灣教育型態似乎大相逕庭。

我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但我是一個人才使用者，就文化創意層面而言，我並不覺得過去的聯考世代與後來的教改世代相比，有任何遜色之處；可是我卻有一個深切體認，這十年來，當我們的人才競爭力放大到全球布局的宏觀角度時，無疑是處在不進則退的劣勢。

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對於「成功」有一個主流的僵化定義，每一個人都設定自己要進明星高中、一流大學，將來變成醫生、教授、科學家、金融家，這樣狹隘的社會價值觀，才是造成升學壓力及國家人才結構失衡的幕後黑手，而整個台灣教改的顢頇之處，就是天真的以為一直強調「多元」、「免試」等字眼，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對多元人才更友善可親的教育環境，來抗衡這個偏頗的成功定義。

大學本來就應該是一道窄門，因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絕對不是取決於它每年製造出多少個大學生，而是端看它的大學生能不能真正貢獻所學，同時，國家的競爭力，也要仰賴它的非大學生們順利發揮所長，成為不同行業領域的精英翹楚，一起攜手為這個國家擘劃未來。

我們無法立即改變社會價值觀或是教育制度的運作，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向它們屈服，藉著演講的機會，我告訴台下的同學們：所謂「成功」，就是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通過一條實踐的路，挖掘創意，調整靈感，一路上不間斷地修正成果，直到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我保證，抱持這樣的人生態度，絕對比依循一個大眾化的成功模式，更容易接近成功。（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作者：陳立恆
出處：【2012/06/02 聯合報】

太陽餅的記憶文／李清志

台中太陽堂餅店無預警歇業，令人十分惋惜！特別是對許多人而言，太陽餅不僅是台中的特產，更是他們記憶中甜蜜而珍貴的部分。

我的外婆，前輩音樂家陳信貞女士，早年任教於台中女中，她也是合唱之父呂泉生的鋼琴啟蒙老師，住在台中合作新村內的外婆，每個禮拜總是會搭台鐵火車，帶著伴手禮來台北看孫子們，她的伴手禮不是別的，正是台中自由路太陽堂的太陽餅！

太陽餅酥脆的外皮，加上柔滑甜蜜的麥芽內餡，口感絕佳！吃太陽餅對於小孩子們也是一種高難度的挑戰，大人們總是要求小孩子在吃太陽餅時，要端著餅盒蓋承接，免得酥脆的餅皮掉滿地。外婆帶來的餅，除了最常見的太陽餅之外，也有香酥的杏仁餅，以及太陽堂後來不再生產的麻糬，這種麻糬類似日本的豆大福，卻有著特殊的粉紅色外皮，內餡包的是花生，十分高雅。有時候家裡粉紅色麻糬放在冰箱二、三天，要食用時，用平底鍋乾煎至外皮焦黃，溫熱的麻糬，一口咬下，花生內陷還會爆漿，絕頂美味！

外婆與美味的太陽餅，遂成為我兒時對台中這座城市的記憶；外婆帶著那盒太陽餅進入家門的景象，也成為我記憶中難以抹滅的畫面。

我永遠記得那盒帶著特殊設計感的餅盒，盒上有張圖案精美的紙張，然後用粉紅色的塑膠繩，捆紮的結實漂亮，這種簡單、實用的經典伴手禮禮盒，至今還是少見。這樣的設計其實出自於前輩藝術家顏水龍教授之手，顏水龍教授曾擔任實踐家專（現實踐大學）美術工藝科主任，實踐家專美工科即現在實踐大學建築系、產品設計系的前身。

當年顏水龍教授承襲德國包浩斯精神，強調實用與簡潔的美學，以及美術與工藝，手做與理論結合的設計教育理念，在當年傳統的美術教育體系中，並不是那麼被接受；不過實踐家專創辦人謝東閔先生倡導「家庭即工廠」等理念，與顏水龍十分契合，因此他在實踐家專擔任教職的時間最長，也帶動了在教學體制裡設置工廠、實際操作的理念。

顏水龍教授除了為太陽堂餅店設計餅盒上的太陽花圖案，他也在自由路太陽堂店內製作了一幅向日葵的馬賽克拼貼畫，這幅畫還曾因為政治敏感，被店家以木板封住多年，後來才又重見天日。顏水龍的這幅向日葵拼貼畫、以及他在台北日新戲院大幅的馬賽克拼貼「旭日東昇」，還有劍潭公園的馬賽克拼貼「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等，都是台灣公共藝術發展歷史上很重要的作品，很值得保留與維護。

不過隨著太陽堂餅店的停業，這些經典的商業設計圖案作品，也隨之消失無蹤。我走在台中街頭，雖然看見滿街寫著「太陽餅」的招牌，卻已經尋不著我的童年美味記憶以及關於外婆的種種；台中這座城市，對於我而言，只是一座患了失憶症的悲情城市。（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作者：李清志
出處：【2012/06/03 聯合報】

廚師的運命／詹偉雄

廿七年前當兵，出任伙食班班長，麾下有三名燒菜煮飯的班兵，不消說，他們會被分發到伙食班，若非家中世代相傳以料理為生，要不即是技職體系出身的學徒。

還記得某個黃昏，與某位炊事兵蹲在火爐前閒扯，他不經意地訴說起自己的身世：小伙子來自屏東，爸爸是川菜館老闆，平日生意不惡，但他內心其實深深鄙視「廚師」這一行業，因為他看到父親在廚房揮汗如雨之時，總不時咒罵自己的命運，「只有最歹命的人，才來做這途」，情緒來時還三不五時地往拌炒的鍋裡啐上兩口；家中兄姐皆發奮苦讀，避免承接家中事業，唯獨他對書本毫無興趣，國中畢業即被迫當上老爸幫廚，一同走上那被詛咒的宿命。

那個畫面時時留在腦海，日後在台灣城鄉遇見不好吃的食店，總會記起那班兵的話語：一位時時悲嘆自己職業的廚師，怎麼有多餘的心力，對料理來精益求精？如果我們眼前的食物，對屋裡那廚師而言是個苦刑和懲罰，它又怎會流露出甜蜜和風情？

但在那個時代，餐館開成這樣是天經地義的——人們對飲食的要求不外「價格」和「豐盛」的數學函數關係，「美味」向來不是重點，掌中味道只要和世道標準差不多，而又有些社會關係、地緣和售價的相對優勢，一個廚子便可靠餐飲營生。

廿七年後的今天，雖不能說台灣社會已有天旋地轉的改變，但就餐飲江湖而言，世道顯已有了轉折。有次在高檔餐館「Danny & Company」吃晚餐，飯後和老闆鄧有癸（Danny是他的英文名字，又有「牛排教父」稱號）聊天，直至打烊，我們要求參觀廚房，這才發現，廚師們早已回家了，在廚房洗刷打掃的，是外包的專業清潔公司。廚房裡各種溫度的烤箱、冰櫃，量身打造的料理櫃檯與就手好用的抽屜、層板，明亮怡人；而且廚房裡還有廚師專用的盥洗室，甜點區另成一格。在這裡，廚師們在維持著複雜的口感的操作與控制之時，也彼此比賽著味道的技術；當然，廚師的所得和廚房的硬體、等著結帳的帳單一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早年的台灣，全民聚焦於出口製造，在工廠的規律作息裡，「飲食」扮演的角色是營養與飽足，大部分人習慣於一種窄小的味覺帶，這乃是因為工廠嚴格地控管著「意外」（從生產工序到生產外的生活），連帶著，食物味道也標準化了——從南到北，制式劃一的自助餐店菜盤組合（炒空心菜、番茄炒蛋、豆乾肉絲……）與麵包店排架（菠蘿、肉鬆、紅豆、奶酥……）可為代表。

台灣開始追逐新奇味道，高價新餐館雨後春筍，代表著社會底層隱隱浮動著一種個性化的力量，人們不僅有能力品味新味道，而且願意為「差異」付出代價，這種甘願與自顧自的追求，沒有工作場域中的「獎賞」（reward）以為肯證（靠個性化的創意取得成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

高價餐廳的出現，不是單純的炫富，出口年代的富豪們，他們的味覺帶是「吃不贏」年輕人的，現代廚師命運的轉變，來自「個性」取代「標準化」，逐步成為社會裡創造經濟成長的動力，從這個角度看，台灣內需產業出頭天的那刻，應該已經到來。（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作者：詹偉雄
出處：【2012/06/05 聯合報】

愛與謙遜：生活中的單樞機／莊聰吉

昨天聯合報報導單國璽樞機主教因癌細胞轉移，動完腦部手術後返家的消息，我感觸良多。單樞機生命告別之旅講了數百場，但他「行」的部分更讓人敬佩。

我因免費為屏東萬金隱修院修女們看病，而認識單樞機。我不是天主教徒，但他生活中自然流露出關懷進而愛世人的情操，令我佩服。

單樞機當高雄區主教時，在杉林鄉買了好幾甲地，想建設為真福山園區，內有安養院、育幼院、修女院及山地青年輔導中心。沒想到颱風重創山區，中央為了水土保持，限制山區大型開發。單樞機憂心之際，有人建議「蓋了再說」，「不行！天有天法，國有國法，什麼事情都要遵守法律，我絕不能帶頭違法。」還好當時的楊縣長召集各科處主管，擬出合法又可行的計畫。

為何將安養院與育幼院蓋在一起？他說：「安養院的老人有經驗，有智慧，只是年老力衰；育幼院的孤兒天真無邪又有活力，只缺教養。我希望老人與孤兒生活在一起，能互相學習，彼此幫忙，日子應該比較好過。」

單樞機帶我們參觀真福山園區，並請我們吃飯。我們請他坐主位，他堅持不肯，反而坐在最卑微的位子，為我們上菜。席間，他如常起身為我們夾菜，還笑著說：「這樣我自己就可以少分一點，達到減肥目的。」

我每天清晨運動前，習慣繞公園一圈，順便撿垃圾並加以分類。單樞機知道後，跟我說：「我在花蓮當主教時，早上起來也是一邊散步，一邊將街道垃圾撿乾淨，咱們的職業曾經一樣耶！」

病人多時，我看診難免心浮氣躁，尤其遇到所謂的「奧客」，血壓甚至會飆高。單樞機勸我：「何不轉個心念，把每個病患當成變裝後的耶穌，他難得來看你，好好醫治他，你必有所得。」

前幾天下雨，我打電話問單樞機下雨天做些什麼事？「利用時間做化療。」「化療不是主治醫師決定的嗎？怎麼由您作主？」「我不是個好病人，我有不少演講，有時又要接待外賓，化療後，會拉肚子，全身虛脫，做事不方便，所以利用雨天空檔之際做化療，順便在家休息，這叫做『彈性客製化』化療吧！」他在電話那端笑答。但願大家一起為他祈禱，安然度過人生另一道關卡。


作者：莊聰吉
出處：【2012/06/06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