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三個名字連在一起,是因台北市副市長丁庭宇,與大陸女企業家張欣,日前在博鰲論壇對「民主vs.效率」有一場微辯論;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對這個題目也有過頗可玩味的論述。
張欣與丁庭宇的微辯論,是從文林苑事件出發。先摘兩段二人之間的對話。張欣問:「王家的房子被推土機推倒,導致社會緊張,民主是否會放緩城市發展呢?」丁庭宇答:「我們非常相信民主,永遠不會使民主拖延城市的發展。」張欣再問:「如果你有完全自由,可以建設一座城市,你不用擔心民眾,不用管媒體,也不用擔心學生,你會為台北市做些什麼?」丁庭宇答:「妳描述的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情況,我們需要媒體,需要市議會,需要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平衡……,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媒體,沒有市議員,那就不是一個健康的城市。」
這是一場「民主vs.專制」、「民主vs.效率」的微辯論,其實也正是近幾年來全球政經人士腦中共同思考的一個大課題;且不只是停留在「城市發展」的層次,而是對民主資本主義及專制計畫經濟的全盤再思考。尤其在二○○八年金融海嘯自華爾街爆發後,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道德性及自我糾錯機制受到強烈質疑;相對於中國大陸那樣的專制國家,民主國家顯現的效率及危機管理能力相對低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儼然不再是一個任人嗤之以鼻的笑話,而成了可以認真面對的政經模式。所以,在張欣的口吻中,也聽得出來似有幾分「優越感」。
丁庭宇的答辯,有足夠的道德立場,但他卻技巧地迴避了民主制度在效率面的問題;而佛里曼則對此直言無諱。佛里曼以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比,他說:「我們相信,中國有九十%的潛在利益來自二流的政治制度,極大部分都來自獨裁統治;但美國的潛在利益只有五十%來自我們一流的政治制度。我們所得到的遠遠少於我們可以、應該、也必須從我們的民主體制裡所獲得的。」
「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更是佛里曼最勁爆的理論。他說:要是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在這一天裡,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克服了民主政治難以作成決策的最差部分,僅僅一天就夠了,第二天我們就可以做回原來的美國。這是一個狂想,卻顯示即使佛里曼相信民主政治是「一流的政治制度」,但他也認定民主政治有其弱點。在這一方面,丁庭宇的副市長身分,使他的言論空間不如佛里曼。
制度的差異,難免影響到城市發展。最顯著的對比,是以印度的城市建設與中國大陸比較。但是,像中國大陸那樣,在所有的牆面上用白漆畫個圓圈,裡頭寫個「拆」字,一整片區塊幾個月後就成了一大片高樓大廈;這裡頭可能有成百成千的顛沛流離的「王家」,沒有媒體、沒有市議員、沒有政黨為他們說話,他們用身家生命去成就了曾是自己的「城市」,但自此這個城卻也可能不再是他們的「城市」了。這當然不是天經地義的做法,否則就不會有烏坎村。
尤有甚者,制度的差異影響所及尚不只在「城市發展」而已;在漂亮的城市裡,因專制腐敗而在那些美麗樓宇中藏污納垢的「不漂亮」元素,才是那個城市真正的內在素質。誰都希望見到城市有漂亮的建築,但城市不會只因美麗的樓宇而漂亮!
台灣的市容,「老矮醜」的建築與「新高美」混搭,摩托車與轎車、公車混搭,使得城市真的不夠漂亮;但台灣就是在這種「混搭」之中一路走來,那種「共生/共榮/共醜」的景致,顯示了台灣一頁美麗的滄桑,也使得僅僅一個「王家」就能鬧出如此轟動的新聞。由此可證,台灣的街道真正反映了台灣的民主內涵,這是從不漂亮的市容看到了台灣的內在之美。
在台灣,好不容易從戒嚴威權時代走過來,大概沒有人會想回頭去「做一天的中國」;但是,如果你不具副市長的官職,卻也可在肯定民主的同時,承認佛里曼的憂慮亦具有相當的真實性。我們絕對反對一個如張欣所說具有「完全自由」的政府,但也不願見到如佛里曼所形容的內耗空轉、甚至撕裂的民主。
其實,不少的台灣人都會有像佛里曼一樣的感慨:「我們所得到的遠遠少於我們可以、應該、也必須從我們的民主體制裡所獲得的。」
作者:聯合報社論
出處:【2012/04/1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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