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多少人會讀這本書?」我指著桌上的這本卡繆(Albert Camus)《反抗者》問我的朋友。我們坐在台北紹興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裏,四周皆是這個城市的藝文青年,看起來,他們溫柔、乾淨、得體,儘管有過度文明之嫌。
「應該很少了」,我的朋友說。他在一所大學教書,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身上瀰漫一種既充滿信念又玩世不恭的氣質。多年來,他組織各種討論會,試圖讓台灣意識進入更多青年人的內心。我理解他再度閱讀《反抗者》的感受,他希望這種反抗精神能給新一代青年帶來動力。但很可惜,年輕一代沒有耐心再理解卡繆描繪的反抗精神了—那些俄國青年的勇氣、那些左派的不屈服。對於他們來說,真正興奮的是《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
這個小小的插曲為理解此刻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自從馬英九當選總統以來,大陸與台灣的互動陡然增加。一種新的浪漫化的情緒也迅速興起。廿年來,台灣商人一直試圖浪漫化龐大的中國市場,而現在大陸的遊客們開始拚命浪漫化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如何追女孩,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則開始浪漫化「大陸對台灣的想像」,當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韓寒的小學生作文式台灣觀感時,這種浪漫化達到了新的高峰。
倘若以一九八七年兩岸的開放算起,這一次兩岸的融合算得上一次「平庸的相遇」。在這背後反映出兩岸的菁英文化迅速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
當劉賓雁與陳映真在一九八八年的香港相擁時,知識菁英仍在兩岸溝通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在接下來的廿年間,解嚴後的台灣迅速滑入了一個菁英瓦解、民粹興起的歷史階段。而在大陸,因為天安門悲劇,知識分子陷入集體沉默,進而邊緣化。而兩岸面臨的共同後果時,消費與娛樂的空前勝利,歷史意識的普遍缺席。
在這共同的氣氛中,兩岸誤以為通過商業、娛樂、生活方式能達成新的融合。一種自我麻痹式的看法四處流行,倘若大陸台灣的分離是緣於國共之間的歷史糾纏,那些遺忘歷史的青年一代,反而可以拋棄掉歷史包袱,展開新一頁。
但很有可能,它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台灣與大陸的不同命運,是中華帝國秩序崩潰的結果。而一個多世紀以來,兩岸的人民都在追尋一種現代政治秩序。倘若缺乏這種歷史感,台灣人會誇大自身經歷的獨特性,而大陸則難以理解台灣命運的複雜性。
更重要的要,我們對於一個更好政治體制的追求,只是實現自身解放的步驟之一。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創造出豐富、完善的個體,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賦予個人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而兩岸共同面臨的平庸文化的盛行,則是對個人獨特性的莫大障礙。
一個喪失歷史感的社會,一個不再渴望特立獨行的思想的社會,一個只注重眼前感受的社會,不管它以專制還是民主的面貌出現,都是可悲的。而在這樣社會中生活的個體,必然沒有能力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沒有創造新時代的精神資源,也更容易失控,被流行情緒左右。即使他們試圖反抗,也缺乏足夠的能力與動力。
政治問題也常是品味問題。很不幸,兩岸都陷入了平庸的趣味,他們正喪失對彼此更深層的想像力與理解力。 (作者為北京作家)
作者:許知遠
出處:【2012/06/1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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