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遊課：製造甘願／楊佳嫻

徐志摩在〈我等候你〉裡頭，一而再，而三，呼告著「我不能回頭，運命驅策著我/我也知道這多半是走向/毀滅的路；但/為了你，為了你/我什麼也甘願」。這是最經典的戀人誑語，唯我能入地獄，爛泥中挖取花瓣，自動自發替對方完全一切期望，且付出得比對方預期更多。

當代勞動研究經典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一書，討論何以工人會驅使自己去達成公司的利益。然而，愛情勞動不同，通過幻想與投入，無望的獻身往往比獲得想像中的回報，要更有快感。〈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說，「像是那古時間獻璞玉的楚人/手指著心窩，說這裡面有真有真/你不信時一刀拉破我的心頭肉/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暴力，傷殘，愛情的甘願同樣是被製造的。可是，這種志願性的順服，對於得到奉獻的人來說，不啻為壓迫。

為要尋一個明星〉一詩，徐志摩知道這追尋需要代價，「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最終，「荒野裡倒著一隻牲口/黑夜裡躺著一句屍首」，天上才透出了光明。弔詭的是，死亡其實是愛的勞動形式的終點，不是極致。


作者：楊佳嫻
出處：【2012.06.06中國時報】

日治時代升學考 考卷遭監獄盜賣／陳柔縉

每年天氣轉熱，如臥烤盤的考季，也一步一步迫近了。

現在的台灣，十五歲考高中，十八歲考大學；日本時代，十三歲小學畢業，就面臨升學考了。那時候，小學畢業後考的也是中學，但在學五年，不分割階段，不像現在分成國中三年、高中又三年。中學畢業，若要更上層樓，可以考台北醫專（台大醫學院前身）或台南高工（成功大學前身），也可以在中學四年級時轉考台北高等學校，準備上台北帝國大學。

以前的入學考試，跟現在有許多不同，像是考試時間都在學期末的三月下旬；成績不叫幾分，稱幾「點」，台北醫專共考英數理化等五科，總分就是「五百點」；又例如，各校個別招考，部分地方才有「州內」（類似縣市內）學校一起的聯考。

最有趣的差別，現在的大學學測、高中基測，設有密不透風的闈場，十幾台高速印刷機放進去，再把出題老師和機器維修師傅都關進去，從出題到印考卷，闈場內一貫作業。日本時代各校的試卷卻是在監獄印的。

以前的監獄也做生意，除了承包印刷，受刑人製瓦、編草鞋、縫洋服、做藤椅，都可以變商品。如此監獄，四面高牆，雖有闈場的封閉性，對外營業，卻給了歹徒鑽洞的縫隙。

彰化和美一個姓李的人，原來當警察，不知犯了何罪，被關進台中監獄，獄中就做印刷的勞役。他先是跟外頭串通好，隨便以一個人的名義，跟監獄訂十本信紙，偷偷夾帶師範學校考卷出去，但考期太近，找不到買主，功虧一簣。不過，有了成功盜取考卷的經驗，1938年，故技重施，李前警員改以大甲某醫生的名義，跟監獄訂製藥袋，再把中學入學考卷放在藥袋內偷出去，下游並有十幾個人在各地兜售。一直到考試第二天，警方得到風聲，展開調查，一個多月後，案情明朗，才對外公開。報紙指此教育界的「不祥事件」，「全國未曾有」。

三年後，有人玩更大了。這次是高雄旗山卅二歲的林姓男子，組了一個陣容完整的「醫學院保證班」，串通台北監獄印刷單位的三個受刑人和一個監獄職員，偷出台北帝大醫學部的考卷，還請來一位醫學博士的弟弟作答，成功釣上台北、新竹和台中的十二位考生及家長，一人收兩千圓酬勞。兩千圓大約是一般公務員四年的薪水，考生家長願意賭下重金，正因考上醫科，等於買到台灣最高收入職業的門票，他日獲利將是千百倍。所幸本案在考前偵破，沒有不光榮上榜的考生。

日本時代，放榜方式也有點不同。各校貼出榜單之前，往往前一夜，廣播已經把上榜考生的名字唱到空中去了。

放了榜，一定有人捶胸，有人歡呼，以前和今天沒有兩樣。不過，這個時刻，我們習慣說「幾家歡樂幾家愁」，以前，大家會感慨，放榜真是一齣「悲喜劇」啊！ （作者為作家）


作者：陳柔縉
出處：【2012/06/01 聯合報】

誤人的不是制度，而是價值觀／陳立恆

前陣子，回到初中母校嘉義輔仁中學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台下一片青春初萌的稚氣臉孔，完全不是平時熟悉的聽眾族群。有鑑於他們都有機會成為台灣十年後的社會中堅分子，我當天談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創意與靈感，兩個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很少被刻劃完整，卻對每一個人的人生旅程都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能力。

在演講過程中，不時從他們的晶亮眸光裡，我彷彿看見四十多年前的自己，其中多少光陰橫亙，並沒有阻絕我對那段少年歲月的懷念。但讓我深有觸動的，不是我的回憶，而是演講前後，從與教員和學生們的互動反饋中，我感受到許多對當前教育的質疑與未來前途的茫然，我才驚覺，台灣廿年來的教育改革，不啻為一場失敗。他們所制定的諸如廣設學校、一綱多本、建構式數學、多元入學等等教改政策，所引發的爭議與問題，遠比以前的聯考還要龐雜棘手，更弔詭的是，教育改革革掉的不是聯考背後、那個萬惡升學壓力的命，卻是錯怪了這個相對而言公平公開、符合國情的聯考機制。

目前還未上路就引得各界爭議不斷的十二年國教，到底可以造就出多少國家未來棟梁，也許見仁見智；但我眼所見的是，台灣廿年教改的結果，使得今天台下這群慘綠學子們面對比我四十年前還要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只是我在演講中提到，關於文創工作上常用到的「靈感機制」離他們的考試生活猶如雲漢之遙，一般國家人才培育過程中應該強調的創意啟發、國際視野、詰辯精神、獨立思考、適性發展等，依舊在這一代的基礎教育系統中難窺其奧。

其實英文的教育「education」一詞，是從拉丁文「educo」轉變而來，原意更接近「從他身上引導出什麼」，這和我們孔夫子的因材施教，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與目前台灣教育型態似乎大相逕庭。

我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但我是一個人才使用者，就文化創意層面而言，我並不覺得過去的聯考世代與後來的教改世代相比，有任何遜色之處；可是我卻有一個深切體認，這十年來，當我們的人才競爭力放大到全球布局的宏觀角度時，無疑是處在不進則退的劣勢。

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對於「成功」有一個主流的僵化定義，每一個人都設定自己要進明星高中、一流大學，將來變成醫生、教授、科學家、金融家，這樣狹隘的社會價值觀，才是造成升學壓力及國家人才結構失衡的幕後黑手，而整個台灣教改的顢頇之處，就是天真的以為一直強調「多元」、「免試」等字眼，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對多元人才更友善可親的教育環境，來抗衡這個偏頗的成功定義。

大學本來就應該是一道窄門，因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絕對不是取決於它每年製造出多少個大學生，而是端看它的大學生能不能真正貢獻所學，同時，國家的競爭力，也要仰賴它的非大學生們順利發揮所長，成為不同行業領域的精英翹楚，一起攜手為這個國家擘劃未來。

我們無法立即改變社會價值觀或是教育制度的運作，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向它們屈服，藉著演講的機會，我告訴台下的同學們：所謂「成功」，就是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通過一條實踐的路，挖掘創意，調整靈感，一路上不間斷地修正成果，直到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我保證，抱持這樣的人生態度，絕對比依循一個大眾化的成功模式，更容易接近成功。（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作者：陳立恆
出處：【2012/06/0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