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庭宇‧張欣‧佛里曼／聯合報社論

把這三個名字連在一起，是因台北市副市長丁庭宇，與大陸女企業家張欣，日前在博鰲論壇對「民主vs.效率」有一場微辯論；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對這個題目也有過頗可玩味的論述。

張欣與丁庭宇的微辯論，是從文林苑事件出發。先摘兩段二人之間的對話。張欣問：「王家的房子被推土機推倒，導致社會緊張，民主是否會放緩城市發展呢？」丁庭宇答：「我們非常相信民主，永遠不會使民主拖延城市的發展。」張欣再問：「如果你有完全自由，可以建設一座城市，你不用擔心民眾，不用管媒體，也不用擔心學生，你會為台北市做些什麼？」丁庭宇答：「妳描述的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情況，我們需要媒體，需要市議會，需要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平衡……，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媒體，沒有市議員，那就不是一個健康的城市。」

這是一場「民主vs.專制」、「民主vs.效率」的微辯論，其實也正是近幾年來全球政經人士腦中共同思考的一個大課題；且不只是停留在「城市發展」的層次，而是對民主資本主義及專制計畫經濟的全盤再思考。尤其在二○○八年金融海嘯自華爾街爆發後，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道德性及自我糾錯機制受到強烈質疑；相對於中國大陸那樣的專制國家，民主國家顯現的效率及危機管理能力相對低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儼然不再是一個任人嗤之以鼻的笑話，而成了可以認真面對的政經模式。所以，在張欣的口吻中，也聽得出來似有幾分「優越感」。

丁庭宇的答辯，有足夠的道德立場，但他卻技巧地迴避了民主制度在效率面的問題；而佛里曼則對此直言無諱。佛里曼以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比，他說：「我們相信，中國有九十％的潛在利益來自二流的政治制度，極大部分都來自獨裁統治；但美國的潛在利益只有五十％來自我們一流的政治制度。我們所得到的遠遠少於我們可以、應該、也必須從我們的民主體制裡所獲得的。」
「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更是佛里曼最勁爆的理論。他說：要是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在這一天裡，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克服了民主政治難以作成決策的最差部分，僅僅一天就夠了，第二天我們就可以做回原來的美國。這是一個狂想，卻顯示即使佛里曼相信民主政治是「一流的政治制度」，但他也認定民主政治有其弱點。在這一方面，丁庭宇的副市長身分，使他的言論空間不如佛里曼。

制度的差異，難免影響到城市發展。最顯著的對比，是以印度的城市建設與中國大陸比較。但是，像中國大陸那樣，在所有的牆面上用白漆畫個圓圈，裡頭寫個「拆」字，一整片區塊幾個月後就成了一大片高樓大廈；這裡頭可能有成百成千的顛沛流離的「王家」，沒有媒體、沒有市議員、沒有政黨為他們說話，他們用身家生命去成就了曾是自己的「城市」，但自此這個城卻也可能不再是他們的「城市」了。這當然不是天經地義的做法，否則就不會有烏坎村。

尤有甚者，制度的差異影響所及尚不只在「城市發展」而已；在漂亮的城市裡，因專制腐敗而在那些美麗樓宇中藏污納垢的「不漂亮」元素，才是那個城市真正的內在素質。誰都希望見到城市有漂亮的建築，但城市不會只因美麗的樓宇而漂亮！

台灣的市容，「老矮醜」的建築與「新高美」混搭，摩托車與轎車、公車混搭，使得城市真的不夠漂亮；但台灣就是在這種「混搭」之中一路走來，那種「共生／共榮／共醜」的景致，顯示了台灣一頁美麗的滄桑，也使得僅僅一個「王家」就能鬧出如此轟動的新聞。由此可證，台灣的街道真正反映了台灣的民主內涵，這是從不漂亮的市容看到了台灣的內在之美。

在台灣，好不容易從戒嚴威權時代走過來，大概沒有人會想回頭去「做一天的中國」；但是，如果你不具副市長的官職，卻也可在肯定民主的同時，承認佛里曼的憂慮亦具有相當的真實性。我們絕對反對一個如張欣所說具有「完全自由」的政府，但也不願見到如佛里曼所形容的內耗空轉、甚至撕裂的民主。

其實，不少的台灣人都會有像佛里曼一樣的感慨：「我們所得到的遠遠少於我們可以、應該、也必須從我們的民主體制裡所獲得的。」


作者：聯合報社論
出處：【2012/04/10 聯合報】

尋路青春5–5／楊照

當夜色罩滿湖面
夜降臨了，我腦袋裡只剩下一個念頭，看見自己一直在划船，一直划一直划，回過頭，原本划船的少年竟然變成了面目枯槁的老人……
人生中有一段時期，我以為最大的幸福，甚至說幸福最大的可能性，莫過於一個安靜的下午，接近黃昏的時刻，半躺在小小的木船上，手裡拿著一本詩集，或一本帶著詩意的書，讀著讀著睡意攏來，字句渙散，似醒似夢之間，感受到不知是書上記載還是我自己內在記憶的故事。
那時候，我經歷過幾件事了，幾件自以為堂皇重要的事。編過一本校刊，愛過一個總沒有把我放在眼裡的女孩，後來又無望地愛過一個大我十一歲的女人。這類的事，讓我相信生命已經在我面前開展，讓我相信自己夠資格開始想像思考幸福究竟是怎麼回事，也夠資格刻意去尋找跟別人不同的，幸福的經驗，甚至幸福的定義。
一回，還是在花蓮的鯉魚潭，我突然厭倦於平常將小船划到對岸再划回來的路線，決定這次不橫渡湖心了，我要沿著湖岸周圍繞划一圈。離開了租船碼頭，我小心維持著船和岸邊不遠不近的距離。濱岸的景色漸次展開，帶著特殊迷人的陌生。那山原該是我熟悉的，卻從不曾習慣的角度跟我招呼。不再是我主動觀看山岸，而是山岸主動喚我過去，有一種無聲的聲音，在山樹間呼之欲出，似乎對我說著：「來，再往前一點來，我有話對你說。」
我一直划一直划，想聽到前面山岸要說的話。他會說「你該像我，像我一樣堅毅挺拔」嗎？還是他會說「你對生命的體會，要像我一樣深邃，又一樣寧靜」？我每划前一公尺，那無聲之聲就往後退一公尺，我只能不斷地划，想確認我聽到了，那些只對我透露的訊息。
划到天漸漸暗了。不用看錶，我都知道大概還有一小時天要黑了。而我沿湖才划了差不多半圈的距離。合理的選擇，是掉轉船頭，循平常的方向，穿過湖心回航，那就可以趕在天黑前回到碼頭。然而，我多麼不願意中止繞湖划行的旅程！彷彿我和包圍著湖的山勢，有了一個默契許諾，我該完成這趟簡單的旅程，他或他們，就會賞我以一個祕密。他或他們，因為我不曉得，這巍立了千萬年的山，到底該是單數或複數。

所以我固執地繼續划下去。天光愈來愈弱了，山愈來愈黑，心底長出了恐懼的線頭搔癢著。我知道，如果用力一拉，線頭就將帶出比黑暗更黑的，自己都無從評量的害怕。畢竟我只有一個人在船上。畢竟整個湖上只剩下我這條小船。畢竟熟識的船家因為太熟了，不會等我，會先收攤回家。我有太多理由害怕。

所以我只能更固執地划下去，像跟誰賭氣般照著原路繼續划。要是改變航程方向，必定會更慌張更害怕，而且轉成墨色的湖水完全阻擋了我尋找碼頭方向的視線，我只能依靠湖岸的輪廓，在黑暗中漸漸從線退化成線的暗示的指引，才有可能回到碼頭。

越划越怕，也就越划越覺得終點碼頭毫無著落。我迷失在湖中的航線上，開始擔心自己再也無法從這裡脫身了。夜降臨了，我腦袋裡只剩下一個念頭，看見自己一直在划船，一直划一直划，回過頭，原本划船的少年竟然變成了面目枯槁的老人！

我無法確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當夜色罩滿湖面時，突然有一瞬間，離我那麼近的山變化了，靜靜的黑影動了起來，在我眼前在我身後悄悄地變換了輪廓，先是變得尖銳尖利，像是惡魔乍然伸出的掌爪，繼而在我還來不及驚叫出聲前，又倏忽變得厚實柔軟，撲下來將我包圍住，我不再是湖上的划船少年，卻化成了湖的一部分，被山與山影同時懷抱著，因而感受到空前的溫暖，空前的安全。

山有呼吸，山有脈搏，山的呼吸脈搏起伏，毫不費力地引我找到了碼頭，我將船駛進人工造出的小灣裡泊好了，山才退去。我抬頭看見街上飲食店的燈光，身上似乎還殘存著山的體溫。

那當下，我完全找不到語言來形容這奇特的湖上經驗。我也以為，這奇特的經驗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對別人訴說描繪。然而，還有更奇特的事等著我。回台北沒多久，我站在重慶南路的書店裡，隨手翻開一本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詩集，啊，那湖上黑夜的恐懼與恐懼後的溫暖，竟然就在那裡，在華滋華斯被用彆扭中文翻譯過的詩裡，不管那中文再怎麼彆扭，我都一眼就讀懂華滋華斯要寫的，為什麼，我幾天前在鯉魚潭所經歷的，卻進到了一百多年前遙遠英國詩人的詩裡呢？

我買下了華滋華斯的詩，帶到碧潭去。碧潭不是鯉魚潭，碧潭沒有鯉魚潭那麼廣那麼平，我去的時候，下午還很長，黑夜還很遠，可是就在碧潭河岸船上，我一次次讀著華滋華斯的詩，讀到水波搖晃搖出了層層睡意，在那個恍惚的交界點上，醒著的我在碧潭這端，夢著的我卻到了鯉魚潭，山在醒著這頭進入印著白紙黑字的書中，再從夢的那頭浮冒出來，變成黑底壓著暗金色的影子，重複一次先恐嚇再溫暖照護我的過程。

那一刻，我告訴自己，沒有更高的幸福形式了，我不再相信人生還能在湖水山色與詩行之外，創造出更強烈的幸福。

●系列完，收入楊照《尋路青春》，天下文化出版。


作者：楊照
出處：【2012-03-28/聯合報/D3版/聯合副刊】

尋路青春5–4／楊照

曾經有過的中國情懷
如果Ｚ早早到了，我就不可能繼續背書；然而要有充分時間背書，就表示遲遲見不到她那甜甜的笑容，總是開朗的眉宇和眼睛……
我一直記得這樣的情景，黃昏時刻，我搭乘0南公車，從台大到中華路南站下車。下車時，腋下夾住的書差點掉了，不過老實說，沒掉才是奇蹟，因為那樣一本書厚到沒有什麼方法能安全地攜帶。那是日本學者滝川龜太郎編撰的《史記會注考證》，台大圖書館藏有日本版原書，共分裝成十二大冊，然而神奇的台灣盜版商，就有本事用大開本，每四頁縮印成一頁，硬是讓十二大冊變成一大冊。
阮芝生老師的課堂上，一定要帶這樣一本約莫有四塊磚頭大、兩塊磚頭重的大書。還不止這樣，阮老師的期末考，還會出默寫題。
我在站牌下，找到一輛停放的摩托車，將《史記會注考證》穩穩放在後座上。另外從書包裡拿出一張影印的書頁，上面印的是〈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就著殘剩的天光，繼續背誦。給自己的進度是，必須在回家前將這兩篇文章背起來。
能否完成進度，取決於一項關鍵因素──那輛載著女友Ｚ的公車，什麼時候會到達中華路南站。我知道Ｚ幾點下課，但這項資訊完全無助於我預測她什麼時候到中華路南站。下了課她要走到校門口等公車，等車的隊伍可能很長也可能很短。發出來的車班，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最麻煩的還是公車要一路走縱貫道，經過新莊車站，經過三重、二重，上中興橋，才鑽進貴陽街出到中華路來。那一段路，每一個路口都可能在黃昏尖峰時刻大塞特塞，我清楚得很，因為我常常陪著Ｚ坐這段路程。那兩年，我去輔大的次數，不會比去台大少。

那是沒有手機可以聯絡的時代，所以我們都擁有今天難以想像的豐富耐心。只有說好，下課後在中華路南站見面。我一邊等一邊背書，同時咀嚼著心底的矛盾，如果Ｚ早早到了，我就不可能繼續背書；然而要有充分時間背書，就表示遲遲見不到她那甜甜的笑容，總是開朗的眉宇和眼睛。

Ｚ還沒來，冬天的夜晚卻先降臨了。我一步步離開天光籠罩的地域，退後尋求人工燈火照明。在我身後，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貼著海報的櫥窗燈亮了，接著售票口的燈也亮了，還有通向樓上藝廊入口處的燈都亮了。我忍不住將眼光離開悲憤的太史公對李陵的描述，抬頭檢查一下，啊，今天的戲是由嚴蘭靜擔綱的。心頭砰砰地跳著。我第一次自己進到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戲，看的就是嚴蘭靜，坐在最遠最偏的角落，卻明明確確感受到她的眼光飄過來，飄上我的臉，在我臉上停留，那遠遠的笑容竟然違背物理原則，越過空間距離，彷彿就貼著我的臉。比電影裡占滿銀幕的近鏡頭特寫，還要逼近。我就是在那一瞬間，理會了看戲有和看電影不一樣的感動與樂趣。

我正盯著嚴蘭靜的照片看時，聽見了熟悉的腳步聲，回頭，果然是Ｚ小跑步地過來了，而且她胸前抱著的，竟然就是我丟放在摩托車上的《史記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抱在她手中，簡直像個小娃娃一樣大，也許也因為那樣，她特別喜歡幫我抱這本書，讓書塞了滿懷，而且還露出總也不厭倦的好奇與驕傲──怎麼有人讀得懂這麼厚的書啊！

我們商量一下，將晚飯的選擇減少成兩個。對面的「徐州啥鍋」，或是寶慶路口新開巴而可樓上的「大車輪」。「大車輪」賣的是日式料理，有熱熱的鍋燒烏龍麵可以溫暖冬天冷冷的胃腸。而且總是在櫃台呼叫的老闆，是個極有趣的人，很樂於幫我練習正在學習的日語會話句型。他甚至還幫過我的日文作業，教我寫了一篇關於日本食物的文章。老闆會說卻不太會寫，他耐心地在櫃檯前不管其他顧客的眼光，一句一句講，我趕忙一句一句抄在筆記本上。老闆還會告訴我們他十三歲就被帶去日本當學徒的故事。不過，老闆有個壞習慣，Ｚ很不喜歡。跟我們熟起來了，老闆不時會冒出帶暗示性的語言，測探我們兩人之間的身體親密程度。

好吧，那就去「徐州啥鍋」。和「大車輪」剛好相反，早聽說了「徐州啥鍋」的老闆是大明星葛香亭，可是我們卻從來沒在店裡見過他。「徐州啥鍋」最大的吸引力，是那裡食物帶著的神祕陌生性質。我和Ｚ都在台灣本省的市井環境裡長大，對外省餐飲都少有接觸。別說「啥鍋」，配「啥」的糝子餅都是新鮮奇怪的東西。看來像細麻花，怎麼會是「餅」呢？原來外面還要包上一層軟麵皮，軟中有脆、脆中有軟，讓人想起士林夜市的「大餅包小餅」。還有江米蓮藕，黏黏的米飯塞在蓮藕的孔洞裡，而且還甜甜的。

去「徐州啥鍋」，我們回返成兩個好奇的小孩，牽手一起探索沒有到過的中國鄉野想像，彌補我們來不及相識的童年。

《史記》、嚴蘭靜、「啥鍋」，那曾經是我自然接觸自然享受的中國，在一個中國意識還那麼理所當然的時代。

選自楊照《尋路青春》，近日將由天下文化出版。


作者：楊照
出處：【2012-03-27/聯合報/D3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