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與崇高文／魏明德；翻譯／謝靜雯

「美麗」與人性有深切的關係；「崇高」要我們面對的是超越人性與人性背面的事，包括我們源自的動物，以及我們渴望成為的神聖。

人類是美學的動物。當人物、生物、物件、思想、演出、音樂與風景能激發想像力、回憶與所有感官的時候，人類會抱持著思索與欣賞的興致，並且從中獲得歡愉。他會把這樣的欣賞化為內在生活的驅動力，同時透過美學能力的操練，使得內在生活更具深刻意義。欣賞美，投注時間在美的沉思上並進而改變自我，也能讓人獲得靈性養分與洞察力。
美可以改變人類，這一點早已深受肯定，長久以來在各個文化裡也以多種形式備受稱頌；可是，美並不會憑空產生，而是需要將時間投注在沉默與專注中，才可能獲得。因此，美是種脆弱的力量；欣賞美的能力應該一代接一代受到培養。我們也必須有這樣的認知：美不只是久遠的古老事物，有些美的形式更會以我們身處的時代與環境為根據，直接訴諸感官與理解力。

可是，到底什麼是「美」？希臘哲學家與其後的眾多思想家，通常會把兩種美學情緒區分開來，可粗略地分為「美麗」與「崇高」。「美麗」指的是，我們對引起共鳴的事物加以掌握與理解，因此激發出美學上的歡愉感。我們欣賞一首樂曲的美，是因為我們瞭解它的編曲技巧有多麼高超，而且能夠拿它跟其他作品進行比較。呈現在眼前供人欣賞的畫作、珠寶或花瓶，我們會讚賞其中的技藝。在西方文化下，人們會以某種美學標準（例如浪漫派、現代派、古典派等等）為依據，讚美愛戀對象的臉龐；而人們是透過教育與旅遊才得以認識這些標準。這就是為什麼面對陌生文化的藝術作品，我們有時會很難欣賞或引起共鳴。

崇高則是種情緒，能喚醒這種情緒的有：（一）神祕感；（二）頓悟自己無法徹底掌握或理解某種特定思想、某藝術作品與風景為何會如此存在。崇高的情緒，並非來自於認出美學典律所獲得的快感（美學典律是透過學習來加以掌握和欣賞的），而是來自我們所思索的物品在感官上留下的強烈印象。「崇高」與震撼有關，有時也跟恐怖、生死掙扎、在我們內在與周圍運作的原始力量有關。「美麗」與人性有深切的關係，但「崇高」要我們面對的是超越人性與人性背面的事，包括我們源自的動物，以及我們渴望成為的神聖。

美學情緒的光譜有各種不同階層，據此構成了我們的人性：追求理性，也追求超越理性與理性背面的東西；人類以受託主宰大自然的任務為榮；我們既是大自然的殖民者又受其哺育，這事實雖然強大，但我們來說卻是一種無意識的記憶，我們因而渴望神的境界，是神創造我們成為今日的模樣，並召喚我們超越自我的界限。


作者：魏明德；翻譯／謝靜雯
出處：【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6月號； 訂閱人籟論辨月刊電子版】

過去不遠，步行可達 ─印記在南澳古道的歷史／葉品妤

古道不語，卻布滿歲月痕跡。南澳古道原為泰雅族人的生活用道，但在不同統治者的治理下，轉變為撫「番」道路、警備道路，最後連同部落文化一起隱沒於山林。當我們一步步走在重新修復的古道上，彷彿也墜入了時光之道裡……

條條古道貫穿台灣史

台灣的古道種類與數量繁多，基本上反映著時代背景與歷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穿過不同族群的部落與文化圈，刻畫著先民的生活印記，也訴說著一頁頁血汗交織的台灣開拓史與殖民抗爭史。

早期的台灣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原始社會，這群島上的主人翁散布於各地，部落之間因相互往來、狩獵、採集，開闢了大小不一的路徑，也有因為親族間祭典、通婚而走出的姻親路，或者為尋找新獵場或部落遷徙而深入山林所踩踏出來的越嶺道，在自然中形成不少古道。

爾後隨著漢人陸續遷移來台，原住民部落的重心逐漸移往山區，且經歷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國府等至少六個以上的統治政體。為了獲取台灣的豐富資源並控管人民，這些統治者分別開闢出各種形式的道路。四百多年來，在不同民族為了生存而衍生出的衝突中，演變成一部錯綜複雜且融會多元文化的歷史；而透過古道，不僅能看見台灣史演變的軌跡，也能領略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線性空間保留活文化

古道專家楊南郡就古道形成的原因與目的，將古道分為社路、隘路、理番道路、開山撫番道路。社路是舊部落（大社）與新部落（小社），彼此之間往來聯繫的道路。隘路是漢人從平地進入山區拓墾的道路，即稱為隘路或隘勇路。開山撫番道路主要是清朝時期開鑿從前山通往後山的道路，目的在鞏固後山防務，鼓勵漢人移墾。理蕃道路則是日治時期的警備道路，主要為了控制山地治安，以及開發山地資源所開鑿的越嶺道路。

上述的分類偏向於戰爭與政治上的意義，另一位生態學者同時也是古道專家李瑞宗則強調古道的歷史意義，他主張古道是「具特殊歷史或文化意義的交通路線」，是一種獨特的線性空間，甚至是數條路線構成的交通系統，而非僅限於路線明確的地理區位，可說是一種活的文化資產。

民族遷徙形成綿密網絡

台灣的原住民族目前分為十三個族群，依據語言學及人類學的研究推斷，泰雅族在西元前三千年即已在台活動，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族，也曾是原住民中分布面積最廣的一族。在數千年的族群擴展史中，大南澳泰雅族群系統最為龐大，其所形成的古道及歷史遺跡非常豐富，透過南澳古道的重啟，可以窺見近代原住民族遷徙的一頁滄桑。

早期泰雅族的活動範圍在現今南投仁愛鄉一帶，後來因人口增長分別往西北、東部及西南遷移，傳說兩百多年前泰雅族人翻山越嶺至南湖大山北山時，遙望北方的蘭陽溪及東邊的大濁水溪北溪，知道此地物產豐饒，適合繁衍子孫，於是兵分多路遷徙。其中一部分人東下至和平溪北溪上游的河階地建立了比亞毫部落（Piyahau），這是較早形成的部落；由此向東擴散出去，沿著南澳南北溪及和平溪流域建立各個社群，最後來到南臨海的大南澳平原。在族群擴展的同時，各部落之間的往來路線逐漸串連成綿密的泰雅古道系統，根據日治時期古地圖所標示的路線，共有七大路線。

大約在十九世紀末，南澳泰雅人已建立了十五個部落，是台灣泰雅族最密集的地區。當時南澳山區人口眾多、勢力龐大，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獵場與耕地的生存競爭偶有衝突，但整體族群的發展穩定茁壯。

傳統價值隱沒舊路中

日治時期，日人為了殖民控制及山區資源的開採，在台灣各地修築警備道路和隘勇線。隘勇線的設立是為了踏查和砍伐山區中大量樟腦資源，沿線並設置高壓電網，以防止原住民侵犯並阻絕他們下山；警備道則是為了殖民統治與軍事鎮壓為目的。當時在大南澳地區建立有大南澳隘勇線、哥各朱警備道、富太山警備道、亞普拉塞警備道，以及比亞毫警備道，而這些不同年代興建的警備道，縱橫交織成比亞毫古道系統。相對於泰雅古道的路線，比亞毫古道系統對泰雅族人而言並非古道，而是日本人方便管制他們的日本路。


作者：葉品妤
出處：【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6月號； 訂閱人籟論辨月刊電子版】

引我前行的，是那未知─專訪古道專家／李瑞宗

一個人結識一條路，要走上多少回才能深交？研究台灣古道已二十餘載的李瑞宗，用雙腳在山林間喚醒沉睡的古道，也用惶恐與快樂與之熟識。儘管前人生活的路已不復見，但他深信古道有無窮盡的面貌等著他探掘，直到專屬於己。

起步走，古道醒於足下

我原本的研究領域其實是植物學，起初會參與古道探勘，主要是為了調查周遭的植物，但是當時很多路況根本處在不明狀態，委託單位不可能單單邀我進行植物調查。於是在誤打誤撞之下，我便接手了古道的全面調查，也找了其他領域的專家一同合作，而我主要負責植物與人文相關領域。

表面上看來，我好像是在研究植物，但當我進入古道時，沿途上自然的考驗、相遇的人們以及所見所聞，都與我的生命產生連結。正因如此，經由我的腳步所造訪的每一條古道，對我來說都是無比獨特，各有各的美好與挑戰。

陽明山國家公園是我研究古道的起點，從1994年開始，光是「魚路古道」全線，我便調查了十年。在這段期間，也陸續踏勘了雪霸國家公園的「北坑溪古道」、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錐麓古道」、「合歡古道」、「蘇花古道」，以及新竹的「霞喀羅古道」等等。

魚路遙，挑起生活奔走

我最早參與調查的魚路古道目前已是全台最親民的古道之一。魚路古道最原始的功能正如其名，是一條運送魚貨的路。清朝時期，金山的魚販每天等待黃昏漁船回港後，會連夜將魚貨徒步挑到台北市買賣。當時他們要翻過擎天崗，往南行經士林、大稻埕，最遠甚至來到迪化街、永樂市場。他們抵達之時，通常剛好天將破曉，便由此展開一天的營生。這種挑魚擔、趕夜路的情境才是魚路古道真正的時代背景。
如今，人們所認知的魚路古道，和金山魚販走的是相反路線，大部分是從擎天崗進入。當然，我們已不需再摸黑趕路，也不需一路從金山挑魚走到大稻埕，因此現代人所行走的魚路古道，只有原路線的其中一段，而且主要是以休憩為目的。

從這一小段路中，我們難以看見魚路古道的真面目。如果有人想更深入體會，我建議可以走一趟全程，甚至可依循前人的行走路線或是比照夜行的方式來體驗。同一條古道，也會因為不同行走目的，而有截然不同的面貌。我們還可以想像，除了挑魚之外，金山居民會出於什麼原因走上古道？有趣的是，根據當地耆老的訪談，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廟在五月時有一場慶典，那時金山居民會以趕集的心情，走上古道到台北參加。我相信，這時他們所感受到的沿途風景，甚至周圍流動的空氣，都會和為討生活而走時完全不同。

錐麓悲，歷史巨輪開路

除了魚路古道深受民眾喜愛外，這兩年來錐麓古道也突然翻紅，但和魚路古道不同的是，這條路可是一點也不親民。

在探勘過程中，錐麓的路況可說極其危險，但是在整修完畢、安全無虞的狀況下，它是一條非常迷人、撼動人心的路。錐麓古道通過的山約有1500公尺高，這條步道是沿著大理石陡峭岩壁，在750公尺高的山腰處以人工打鑿出來的，寬度僅有90公分。徒步行進時必須緊貼山壁，因為腳下就是垂直的斷崖。行走時若向下俯瞰，不僅能可看到太魯閣峽谷，還能看到中橫公路。沿途美景絕非人力可再造。

除了鬼斧神工的風景外，錐麓的不凡面貌背後還藏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人類有許多偉大工程都是依靠戰俘完成，萬里長城、金字塔、錐麓古道皆是如此。1914年日軍為征討太魯閣人發動了戰役，雙方歷經慘烈的交鋒，最後太魯閣人不敵日軍強大武力，只有被迫投降。之後日人便派出被視為不具生命價值的太魯閣戰俘，為他們冒死開闢這條艱困的道路。當我們走在險峻的步道上時，可以感受到大時代下小老百姓的命運——這條路並非大眾旅遊的路，而是前人以血淚鋪就的路。


作者：李瑞宗
出處：【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6月號； 訂閱人籟論辨月刊電子版】

流光容易把人拋／王道還

五月底，生理學家安德魯．赫胥黎過世，享壽九十五。他是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之一。不過，他出身英國十九世紀科學史上的顯赫家庭，可能更動見觀瞻。國人熟知的《天演論》原作者赫胥黎，是他祖父。

安德魯得到諾貝爾獎的一百年前，老赫胥黎以比較解剖學證明了猩猩與人很相似，與猴子沒那麼相似。這個結論支持達爾文的推測：人是從類似猩猩的祖先演化來的。不過他與達爾文分屬不同類型的科學家，是科學史的古今之變。達爾文是傳統的紳士科學家，靠家產做研究，從未接受過政府補助。赫胥黎代表英國第一代職業科學家：靠科學領薪水養家。

赫胥黎以自身行事塑造了職業科學家的職業倫理。他也是英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科學教育推手，不只參與政策規劃，還親自教學、創作教材。一八八○年出版的《科學導論》，在他生前就印過八刷；一八八六年中國出了兩個譯本，也幾度翻刻，甚至傳入日本。《天演論》就是根據他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文稿翻譯而成。

大眾對於安德魯家世的興趣，有助於打破一個迷思。原來科學家的子女未必喜歡科學。赫胥黎有三子五女，只有一個兒子從事的行業與科學直接有關：醫師。安德魯的父親是個文人，為赫胥黎編輯了傳記與書信集。他有六個孩子，三個成名，遠勝乃父。朱力安（Julian）是演化生物學者、教育家；阿道斯（Aldous），作家，代表作之一是《美麗新世界》。朱力安與安德魯都是皇家學會會士（ＦＲＳ）—英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可是安德魯的研究領域與演化無關。中學時代他鍾情過古典研究，後來專注於工程科學。他說母親對他的影響較大：她有一雙巧手。安德魯十二歲得到一具車床。後來他的研究，頗得力於自己設計、製造的實驗儀器。十七世紀中，他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一位學長：牛頓，也有同樣的巧手。

安德魯在劍橋主修數學、物理、化學，選修了生理學後才接觸神經科學，發現了足以施展渾身解數的問題—神經傳導的電化學機制，結果得到諾貝爾獎。後來安德魯研究肌肉的收縮機制，再度發揮工程師的想像。現在教科書中的相關敘述與圖解，都出自他的研究成果。

不過，安德魯過世，象徵另一個科學史的古今之變。安德魯當研究生的第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捲入戰時體制，從事與國防有關的研發工作。一九四○年，他參與了一個生理學研究，從劍橋大學步行到北部的湖區，想找出每人每日最低限度的營養需求。戰時英國遭到封鎖，糧食成了稀缺資源。這個研究就是為了有效利用糧食而做的。

安德魯等人在最寒冷的日子裡，每天在野外步行五十八公里，背包重十五公斤，實驗各種食譜。他們的發現，為政府的配給措施提供了理性根據。大多數人都受惠，特別是窮人；軍需工廠的產能因而提升。當年參與實驗的人，安德魯是最後一位過世的。國內有類似經驗的科學家，是擔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早在二○○○年物化。

俱往矣。廿一世紀的職業科學家不需證明自己的價值：用公家的錢作研究是天經地義。愛不必說抱歉。肥了櫻桃，瘦了芭蕉。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作者：王道還
出處：【2012/06/17 聯合報】

把拔的廚房／楊寒

第一道菜：醬油拌飯

我們都不是被誰丟掉的，只是我們在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偶爾會有誤會、摩擦，然後發現原來自己的未來沒有辦法和另一個人繼續走下去。就像醬油拌飯，它也有它的價值存在……

我有一個女兒，兩年前我還沒拿到博士學位，一邊寫論文一邊在苗栗兼課時，她的媽媽開車從雲林上來，突然把她丟給我。

「劉帝希，你的女兒這一陣子就你養了。」女兒的媽媽仍和從前一樣，綁著馬尾，有著細緻好看的眉毛和小巧的鼻子，但對我講話的態度就像失去溫度的晚餐料理，那樣冰冷讓人一時無法適應。

「為什麼？」那時站在租賃的房子大門口，注視曾經相戀過的情人她那明亮眼睛，啊，她也三十多歲了，大學畢業後她決定一個人帶小孩回娘家，不久找到了銷售房地產的工作，我仍留在大學裡繼續升學，不久她就要求分手……

我們只在電話中協議了分手，她想把小孩帶大，也希望小孩從母姓，但我們一直沒有時間去戶政事務所辦這件事，將近十年後，她突然遠從雲林把小孩帶來給我。

「小蜜，你先去那邊松樹下玩，我跟你爸爸講一些事情……」女兒的媽媽溫柔地揮手把女兒小蜜趕走，我注意到女兒剪了短髮，身上穿的是雲林某一個國中的制服。

她在讀國中了呀！我腦海裡正想著我錯過多少女兒成長的畫面。

女兒的媽媽換回冰冷的語氣對我說話，打斷了我的沉思：「因為我最近認識一個男人，很不錯……我不想現在就讓他知道我有女兒，反正她現在還姓劉，你照顧她也是理所當然的！」
「呃，啊！可是、可是我……」我租賃的地方是一幢古老三合院改建成的學生套房，因為是鳥不生蛋的鄉下地方，套房的空間比起台北市、台中市的套房大上不少，足足有十六坪，擺了我的電腦、簡單的衣架和一箱箱研究用的書籍，的確還有寬裕的空間容第二個人一起生活。

但床鋪只是單人床，而且我也沒有突然和另一個人生活的心理準備。

「你想說你只是兼任講師，沒什麼錢嗎？我會轉帳她的生活費給你，每個月五千夠不夠？還是八千？」女兒的媽媽語氣轉為輕蔑。

「不是這個問題……」其實也可能是這個問題，身為一個兼任小講師，我的經濟很拮据，而且我沒有養女兒的經驗，要我突然扶養一個讀國中的女兒，我想像不出來這會有多混亂。
「劉帝希，拜託你當一個負責任一點的男人好不好！」女兒的媽媽語氣相當不耐煩：「她叫劉佳琪，是你的女兒耶！」

● 「好，我知道了！」不管對女兒的媽媽或女兒，我都滿心愧疚。如果女兒的媽媽能夠幸福就好了！
我也要努力讓女兒小蜜有個幸福的成長環境。

「就這樣啦！她的衣服、課本和生活用品都在我車上，你自己搬下車吧？你住的地方放得下吧？還有國中的問題，你可以問小蜜她國中級任導師的電話，看怎麼辦轉學……」女兒的媽媽囑咐我：「我已經跟小蜜說要她來跟爸爸住一陣子，她的英文不好，也不喜歡數學，你要督促她……」

● 女兒的媽媽看我從車上搬完了小蜜的東西，朝遠方在龍柏旁邊蹲下來用小樹枝撥弄泥土的小蜜喊道：「小蜜，媽媽跟你爸聊完了！媽媽要回雲林了，你要乖乖聽你爸的話！」

小蜜聽到媽媽喊她，哦地應了一聲，很快地奔跑回來，紅色的制服裙子揚起如一片青春的旗。

小蜜臉上看不出難過或高興的表情，只是抱了她媽媽一下，然後揮手看著她駕車離開。
然後小蜜仰著頭怯生生地叫了我聲：「把拔！」

● 雖然過去我也曾聽見小蜜這樣叫我，可是，這次她這樣叫我代表我們可是要生活在一起的父女了呀！我有點茫然迷惘卻有更大的感動，輕握了一下小蜜的手，告訴她我們要一起住了。

我帶小蜜穿過三合院左邊廂房的小門，打開日光燈驅走狹長走道的陰暗，然後帶她推開中間的房門。

小蜜的東西雜亂擺在房門邊，除此之外有一整排鐵管組合的一架緊靠浴室邊的牆壁，浴室門口面對窗戶的地方則是一張長桌子，桌子上有電磁爐、卡式爐和我很少用的烤箱，一個小冰箱緊靠著窗戶。

比較空閒時我會自己煮東西吃，但最近因為急著寫一篇要在彰化發表的論文，因此連電磁爐上都凌亂擺放從圖書館影印來的期刊資料。

至於有四坪左右的地板甚至被教科書和詩集、小說淹沒。

「對不起，把拔沒預期你要來，房間有點亂。」

「沒關係，我可以幫把拔整理！以前在家時，媽媽也說我很乖、很會幫忙整理東西。」雖然頭髮用蘋果小髮飾綁成兩條小辮子，左手手腕一條可愛手鍊的女兒感覺相當天真可愛，但說話卻有股異樣的成熟。

也許是因為父母的關係。

我有些歉然，不再說話，和她一起默默整理凌亂的房間。

● 這一整理下來就花了三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都餓了。

「好餓哦！把拔，我們晚餐要吃什麼？」小蜜用手腕擦了擦額頭的汗珠對我說道。

「我們出去吃好嗎？去竹南鎮上吃點什麼……」我提出建議，小蜜在苗栗的第一個晚上，應該帶她去逛逛的……

「馬麻說你沒錢，我們在家裡吃就好了！把拔中午吃什麼？」小蜜漆黑明亮的眼睛望著我，露出好奇的表情：「把拔中午吃什麼，小蜜就吃什麼好了！」

小蜜蹲下來掀開地板上插著插座的大同電鍋。

● 電鍋裡只有吃掉三分之一的白飯。

「把拔中午吃飯？配什麼？」小蜜抬頭對我眨眨眼睛。

「淋醬油。」我有點尷尬，今天睡到快中午才起床，然後趕著上一點的課，只好隨便找東西吃。

小蜜皺起眉，作出惡心的表情，但勉為其難地說：「這樣能吃嗎？……把拔都這樣吃了，我吃吃看好了。」

● 碗筷、電鍋和電磁爐是從大學住處一直跟著我搬遷流浪到現在的，我拿起十年前小蜜她媽曾經用過的碗為小蜜添了一碗冷飯。

房間裡只有一張椅子，地板剛擦過，很乾淨。

我們父女倆就蹲坐在地上，各自捧著一碗冷飯，我打開醬油瓶，淋了一些在小蜜的飯上，也為自己的飯淋上一些醬油。

● 小蜜扒了一口飯，然後就哭出來了。

「很難吃嗎？還是我們出去吃？」

小蜜只是哭著，搖搖頭……

「怎麼了？想媽媽？」

「我只是覺得把拔吃這樣好可憐，我們都是被馬麻丟掉不要的，對不對？」

「小蜜，不是這個樣子的……」我想盡各種理由想要安慰這個叫我把拔的女兒，並在心裡暗自發誓以後不會讓她吃醬油拌飯了。

● 小蜜，你知道嗎？我們都不是被誰丟掉的，只是我們在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偶爾會有誤會、摩擦，然後發現原來自己的未來沒有辦法和另一個人繼續走下去。就像醬油拌飯，它也有它的價值存在。

沒有人可以否定我們，除非我們自己先否定了自己。

把拔小時候沒什麼零食吃，每當快晚餐時，我的奶奶和媽媽還沒煮好菜，我就肚子餓了，有時奶奶……就是你的曾祖母會讓我先偷吃白飯，在白飯上灑上幾滴醬油配飯吃，那也可以是幸福的滋味。

把拔想告訴你，把拔不會再讓你吃醬油拌飯，但我們生命當中難免有如「醬油拌飯」的時間。

可是我們幸不幸福，取決於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別人的態度。

食譜：1.白飯200g 2.醬油少許 （加一點切碎的生辣椒或豬油會更有味道）



作者：楊寒
出處：【2012/06/27 聯合報】

美學系列：諸神復活──雲門九歌的「山鬼」 ／蔣勳

卑南族婉轉悠揚的女聲詠唱、爪哇甘美朗輕輕盈盈的樂音，都在呼喚南方的、海洋的、熱帶的一種身體的慵懶曼妙，或許那也是《九歌》最初楚地原始的風景吧……

明年，2013年，雲門舞集創團就滿四十年了。

《九歌》是雲門滿二十年的紀念作品。在林懷民個人的創作歷程，或雲門整個團體的舞作風格歷史中，《九歌》或許都有特殊「分水嶺」的意義吧。

《九歌》是中國著名的文學經典。

在《九歌》之前，林懷民處理過的經典有《白蛇傳》，有《紅樓夢》。

《白蛇傳》是民間傳說衍義發展成家喻戶曉的著名戲劇。人物角色、情節內容都已深入常民生活之中。經由舞台表演，即使不識字的民眾，對「白娘娘」、「小青」、「許仙」、「法海」的造型、個性都不會陌生。對於「水漫金山」、「盜仙草」甚至法海「合缽」收妖，把白蛇壓在雷峰塔下，乃至於最後「祭塔」等等情節的驚險緊張、悲哀纏綿也都會有大概的印象。

《紅樓夢》是清初的小說，有廣大的讀者群，又透過戲劇，以及近現代的連環圖畫、電影、電視連續劇，使《紅樓夢》這部龐大的文學名著，特別是其中關於林黛玉、賈寶玉的愛情故事部分也已深入到廣大民間。

作為「經典」，《白蛇傳》與《紅樓夢》，無論情節或人物，對一般大眾顯然都比較容易勾勒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事實上，大家都很清楚，僅僅是文字，經典的影響力一定還是局限在知識分子的讀者。
文字閱讀的人口，無論在古代或今天，都不會是最大眾。
我常常詢問一般大眾，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林黛玉」、「賈寶玉」，但是其中竟然多半並沒有看過小說原著，而是從影視上得來的印象。

我們很容易發現，比起《白蛇傳》和《紅樓夢》的歷史，《九歌》的流傳時間最久，已經超過兩千年。但是，在民間廣大民眾中，《九歌》的影響顯然遠遠不及《白蛇傳》和《紅樓夢》。

我們可以隨意作一些詢問，即是在知識界，對《九歌》有概念的人其實還是不多。《九歌》裡的「東皇太一」、「東君」、「大司命」、「山鬼」、「雲中君」──對一般人而言，也絕對沒有像對「白蛇」、「法海」，或對「林黛玉」、「賈寶玉」那麼鮮明清楚。

湘夫人──愛情之神
《九歌》諸神裡最常被古代文人喜愛的是「湘夫人」，文人在女神身上寄託了現世中無法滿足的浪漫愛情。「湘夫人」的「深情」，「湘夫人」的「纏綿」，「湘夫人」若即若離的「美」，使她又像天上女神，又像凡間女子，受儒家倫理壓抑的文人也因此可以在她身上寄託更多愛情幻想。

三國時代曹植的〈洛神賦〉其實有許多概念來自《九歌》的「湘夫人」。東晉的顧愷之在繪畫上創作了「洛神」的造型，也使抽象的文字成為視覺上的經典。以後歷代都有〈洛神賦〉的仿作，也影響到戲劇舞台上出現「洛神」的造型。

文人畫裡有許多畫家處理過「湘夫人」，但是或許造型上和「洛神」一樣，還是太委婉含蓄，只有文人嚮往的優雅，沒有鮮明性格，不容易引起民間的喜愛，也因此無法在大眾心上留下印象。

雲門的「湘夫人」大膽顛覆了原始《九歌》中的意象，「湘夫人」並不相對於「湘君」而存在，雲門的舞台上沒有「湘君」，好像一對「配偶」被拆開來了，「湘夫人」成為戲劇上獨立的一個角色。

原始《九歌》裡有兩對「配偶神」，如「湘君」、「湘夫人」，如「大司命」、「少司命」，也有人討論到《九歌》作為原始祭神儀式，是由「女巫」、「男覡」戴面具跳神，如同今日廟會扶乩，「女巫」、「男覡」類似「乩童」，他們在儀式中扮演請神的角色，有歌有舞，在咒語頌詞中請神降臨，「女巫」以女性蠱惑男神附身，「男覡」則以男性肉身蠱惑女神附身，「配偶神」因此也常常特別充滿激情的挑逗與性的誘惑。

「湘君」、「湘夫人」也有人認為不是一對男女，而是舜帝的兩位妃子死後的化身為神。
「湘夫人」的原始歌舞今日不得見，只保留了文字，抽離掉祭典中的歌與舞，「湘夫人」的文學變成女性對愛情的無盡等待、守候、盼望。也因此使「湘夫人」具備了文人對愛情虛幻、傷感、悵惘而又自苦的質素。

雲門的「湘夫人」因為去除掉與「湘君」的相對關係，顯得更為孤寂荒涼。

舞台上戴著小小蒼白面具的女性，在台灣卑南古調女聲的悠揚旋律裡出場，踩踏在顫巍巍的兩條竹枝上，後面拖著長長的白紗，白紗像河流婉轉，白紗也像「湘夫人」無止盡的鬱悒憂傷，白紗像一根春天的蠶絲，矜持自憐的女子，日復一日，只是用這根絲作繭自縛，把自己困在永遠的等待中，把自己綑綁纏死在走不出去的自閉的黑洞中。

雲門的「湘夫人」也利用面具試圖揭發一個自閉憂鬱女性心理內在的真相，「湘夫人」一度在舞台上被摘去了面具，彷彿有可能從層層的綑綁的繭中走出，見一見陽光，然而最終她還是又回到面具後面，無法真實面對自己，仍然踩踏在竹製的脆弱的危桿上踽踽獨行離去。
「湘夫人」顯然已經不再只是關心兩千年前的遙遠神話，而是書寫著今日現代可能還存在的女性議題。

卑南族婉轉悠揚的女聲詠唱、爪哇甘美朗輕輕盈盈的樂音，都在呼喚南方的、海洋的、熱帶的一種身體的慵懶曼妙，或許那也是《九歌》最初楚地原始的風景吧，只是歌舞神話的美麗文明彷彿南遷了，從楚地移到了南島，移到了台灣與東南亞。

也許雲門的《九歌》是一齣純粹「南島」版的《九歌》，從鄒族的〈迎神曲〉開始女巫迎神，到鄒族的〈送神曲〉中全體舞者以一盞一盞燈火「禮魂」，雲門的《九歌》擺脫了經典的文化包袱，讓《九歌》在南島的儀式中還魂重生。

沒有人知道兩千多年前楚地的迎神祭神儀式如何了，出土的古文物中看到瞪大眼睛吐出紅色長舌頭的怪獸，頭上高高一雙鹿角，圖騰時代茫昧、瑰麗、魔幻、野性的神話，被文人解讀經典時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的註解修飾得沒有生命力了。

雲門的《九歌》藉助亞洲許多還存在的原始儀式、原始祭典、原始歌舞，用大火熊熊的烈焰淬鍊已經冰冷的《九歌》，讓《九歌》諸神重新有了熱烈的魂魄，讓《九歌》諸神重新有了體溫，讓《九歌》諸神一一復活了。

《九歌》被修飾得太優雅的文字拆散重組了，沒有顛覆，其實沒有古典的復活，亦步亦趨的古典註記索引只會是在古典的屍身上化妝，塗抹得再美麗，依然恐怖，也難掩屍臭。
大司命──死亡的怖懼

雲門的《九歌》是諸神的頌讚嗎？

原始初民的祭神儀式有絕大部分來自對不可知的宇宙自然的敬或畏。

敬畏天，因此有「東皇太一」；敬畏太陽，因此有「東君」；敬畏「雲」或「雨」，因此有「雲中君」；敬畏河流，因此有「河伯」、「湘君」、「湘夫人」；敬畏山林中的鬼魅魍魎，因此有了「山鬼」；敬畏死亡，因此有「大司命」、「少司命」，敬畏戰爭中淒慘死去的亡魂，因此有了「國殤」。

神話的儀式是初民在茫昧曠野裡祝禱諸神對自身存在的庇佑，趨吉避凶，因此有「巫」、「覡」用肉身供養，祈祝諸神降福，也是用「巫」的肉身討好取媚天上諸神。

雲門的《九歌》彷彿用現代儀式在舞台上重新請神降臨，卻又同時悲憫初民眾生受神宰制，卑微匍伏於神的腳下，使「請神」的同時暗藏著對高高在上的諸神的背叛。

雲門《九歌》裡，「神」總是踩踏在「人」的身上。「神」的趾高氣揚凸顯著「人」的卑微屈辱。

雲門《九歌》裡特別是「司命」這一段，使人感覺到諸神宰制眾生的悲哀。

「司命」在文字意義上還可以理解到「主管」、「掌控」命運的大神的力量。閱讀《九歌》原文，一開始的「廣開天門」、「飄風」、「凍雨」都有可能在創造死亡之神降臨的威力，如狂風驟雨，使眾生驚怖。

雲門舞台上「大司命」、「少司命」配合著西藏喇嘛儀式中的梵唱，聲音極為低沉渾厚，在空間裡產生巨大共鳴，彷彿肺腑之音，摧肝裂膽。

作為舞台上的表演，雲門《九歌》大量使用祭典的音樂，使舞劇更接近原始儀式的莊嚴。近代歌舞戲劇歷史都追溯到遠古「巫」的祭典儀式，說明「歌」、「舞」、「戲劇」的起源。
祭典當然不同於表演，一名乩童，為了請神附身，解決現世迫在眉睫的大旱、水澇或疫病，他的身體在敬與畏間的顫抖、迷狂、承受劇痛的能力，都不會是純粹為表演而表演的演員能夠企及。

然而最好的表演者，在舞台上往往像神靈附身的「巫」，有純粹表演達不到的「魅力」。
雲門「司命」一段，眾生受神擺布，舞台上芸芸眾生被無形的線牽制著，如同傀儡，他們相愛、互毆、擁抱、相逢、離別、生或死，都主控在「司命」手中，「少司命」玩弄著人，「大司命」又玩弄著「少司命」，像是一場權力的競技。

「命」如果徹底不可知，愛恨生死憂傷喜悅就只是情緒的貪嗔癡，像經文上說的「無明所繫」，也許雲門版本的「司命」傳達的就不只是死亡的畏懼，一聲聲的梵唱咒語，低沉如此，卻迴盪不已。舞台如果是「道場」，或許可以在眾生纏縛的千絲萬縷中讓觀眾看到一點點解脫的跡象嗎？

山鬼──若有人兮

陳洪綬把「山鬼」畫成一個粗獷大漢。

圖╱遠流出版提供

「山鬼」是《九歌》諸神中很特別的角色，或許，「他」並不是神，他只是山林深處的精靈或鬼魅。

《九歌》原文一開始就呼喚出「若有人兮山之阿──」在山林幽微深處，彷彿有人，彷彿有生命的閃動，但都不確定。

「山鬼」是連性別都不確定的，明末清初蕭雲從畫的「山鬼」是女性，長裙飄帶，一旁伴隨著蝙蝠一樣飛在空中的雷神。同一時代，陳洪綬則把「山鬼」畫成一個粗獷大漢，衣衫襤褸，腳踏草鞋，披頭散髮，袒胸露肚，肚臍四周長了一圈毛，活像一個閒散自適的遊民流浪漢，特別有鮮明個性。清代《芥子園畫譜》後來就沿用了陳洪綬「山鬼」的版本。

到了民國，留學巴黎習畫的徐悲鴻深受希臘神話造型影響，他雖然用傳統中國水墨材料畫
「山鬼」，卻明顯採用了歐洲人體解剖的光影技巧，把「山鬼」畫成一個肉體豐滿的美麗女神，頭上戴香花，身披蔦蘿藤蔓，騎在豹子身上。


徐悲鴻「山鬼」畫作。

(圖╱北京徐悲鴻紀念館提供)

《九歌》諸神和希臘諸神不同，希臘的「美神維納斯」、「太陽神阿波羅」、「月神黛安娜」、「牧神潘」，幾乎都有固定的造型，後來的創作者，大多沿用古典，很難突破改變，其實也限制了後來者的創造性。

《九歌》諸神還停留在文字描述上，像「山鬼」，美術的造型就並不一致，其他諸神如「雲中君」如「大司命」也一直面目模糊，因此雲門的《九歌》幾乎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賦予諸神清楚的造型與鮮明的個性。

上古諸神竟是在台灣這一年輕南方的土地上一一復活了。

雲門的「山鬼」在舞台上不像一個實體的存在，沒有肉體，沒有體溫，像是一縷魂魄，蒼白慘綠，像森林裡一閃即逝的影子，張大著口，卻沒有聲音，彷彿要躲到最幽暗不可見的角落，他（或她、它、牠）使我想到希臘神話裡在愛情裡受傷的哀可（Echo）女神，一直退到山洞深處，變成一縷幽微的回聲。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山鬼」是山林裡這麼多錯雜紛沓令人驚恐又悵惘的回聲啊。

雲門的「山鬼」則像是現代城市叢林裡的孤獨者，他們躲藏在小小陰暗角落，不與任何人對話，生活裡只有無聲的獨白，張大著嘴，淒慘無言的嘴，卻發不出聲音。

雲門的「山鬼」顛覆了歷來「山鬼」的造型，經典被重新解讀，《九歌》諸神有了新的生命。



作者：蔣勳
出處：【2012/06/22 聯合報】

平庸的相遇／許知遠

「還有多少人會讀這本書？」我指著桌上的這本卡繆（Albert Camus）《反抗者》問我的朋友。我們坐在台北紹興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裏，四周皆是這個城市的藝文青年，看起來，他們溫柔、乾淨、得體，儘管有過度文明之嫌。

「應該很少了」，我的朋友說。他在一所大學教書，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身上瀰漫一種既充滿信念又玩世不恭的氣質。多年來，他組織各種討論會，試圖讓台灣意識進入更多青年人的內心。我理解他再度閱讀《反抗者》的感受，他希望這種反抗精神能給新一代青年帶來動力。但很可惜，年輕一代沒有耐心再理解卡繆描繪的反抗精神了—那些俄國青年的勇氣、那些左派的不屈服。對於他們來說，真正興奮的是《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

這個小小的插曲為理解此刻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自從馬英九當選總統以來，大陸與台灣的互動陡然增加。一種新的浪漫化的情緒也迅速興起。廿年來，台灣商人一直試圖浪漫化龐大的中國市場，而現在大陸的遊客們開始拚命浪漫化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如何追女孩，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則開始浪漫化「大陸對台灣的想像」，當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韓寒的小學生作文式台灣觀感時，這種浪漫化達到了新的高峰。

倘若以一九八七年兩岸的開放算起，這一次兩岸的融合算得上一次「平庸的相遇」。在這背後反映出兩岸的菁英文化迅速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

當劉賓雁與陳映真在一九八八年的香港相擁時，知識菁英仍在兩岸溝通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在接下來的廿年間，解嚴後的台灣迅速滑入了一個菁英瓦解、民粹興起的歷史階段。而在大陸，因為天安門悲劇，知識分子陷入集體沉默，進而邊緣化。而兩岸面臨的共同後果時，消費與娛樂的空前勝利，歷史意識的普遍缺席。

在這共同的氣氛中，兩岸誤以為通過商業、娛樂、生活方式能達成新的融合。一種自我麻痹式的看法四處流行，倘若大陸台灣的分離是緣於國共之間的歷史糾纏，那些遺忘歷史的青年一代，反而可以拋棄掉歷史包袱，展開新一頁。

但很有可能，它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台灣與大陸的不同命運，是中華帝國秩序崩潰的結果。而一個多世紀以來，兩岸的人民都在追尋一種現代政治秩序。倘若缺乏這種歷史感，台灣人會誇大自身經歷的獨特性，而大陸則難以理解台灣命運的複雜性。

更重要的要，我們對於一個更好政治體制的追求，只是實現自身解放的步驟之一。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創造出豐富、完善的個體，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賦予個人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而兩岸共同面臨的平庸文化的盛行，則是對個人獨特性的莫大障礙。

一個喪失歷史感的社會，一個不再渴望特立獨行的思想的社會，一個只注重眼前感受的社會，不管它以專制還是民主的面貌出現，都是可悲的。而在這樣社會中生活的個體，必然沒有能力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沒有創造新時代的精神資源，也更容易失控，被流行情緒左右。即使他們試圖反抗，也缺乏足夠的能力與動力。

政治問題也常是品味問題。很不幸，兩岸都陷入了平庸的趣味，他們正喪失對彼此更深層的想像力與理解力。 （作者為北京作家）


作者：許知遠
出處：【2012/06/16 聯合報】

找回家的路─泰雅女孩談部落的流離與重返／人籟論辨月刊

南澳山區的泰雅族人，在過去一兩百年間，逐漸從山林中撤除了生活痕跡。然而，下山不只是異地而居，失去了與原本環境的緊密連結，部落文化快速流失。重建先民通道，重返昔日家園，對泰雅人來說，不只是追憶，更是新生命的開始。

找回家的路，對一個都市原住民來說，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極長的時間，還不見得能達成。

我叫Yagu Yuraw，擁有一個原住民的名字，是我回家的第一步。

泰雅尋根，家不在記憶能及處

我是南澳泰雅族人，卻在羅東小鎮長大。父母親為了使我能在漢人社會中生存及競爭，在我幼稚園時便舉家從南澳遷出，讓我在漢文化的教育體制下成長。我說得一口標準的漢語，滿腦子漢族的思考模式；知道自己是原住民，但從未意識到原民文化的重要性。直到大學時代認識一群原住民朋友，我才展開一連串追尋認同的過程。

小時候一直以為，我的「老家」在南澳大馬路邊；我的「部落」則在靠山近些的金岳村。雖然我從未住過金岳，不過過年過節一定會到金岳拜訪親戚，腦海中還有許多在那裡玩耍的記憶。長大才曉得，原來爺爺、奶奶和金岳族人們真正的「根」，竟然在32公里外南澳山區，一個已經不存在一般地圖上的部落──流興（Ryohen）。

五十多年前，在國民政府的要求下，流興社的族人大舉搬遷到山下的金岳，但我的爺爺卻因為警察工作的關係，和奶奶一起帶著他的弟弟妹妹以及年幼的女兒，先遷至東澳，再遷到南澳大馬路邊。這樣的遷徙歷程，讓我的回家之路，比起其他族人更多了一點曲折。
初見流興，感動衝擊難以言喻

2006年春天，是我真正認識流興的開始，也重新連結了我和金岳的關係。

當時我在台大就讀研究所，與一群同學回到金岳部落進行社區實習；在訪問的過程中，體認到部落的文化根基，比環境改造及空間規畫還來得重要。一方面，出於自己的好奇，想要目睹思念已久的爺爺奶奶出生、讀書、談戀愛、結婚生子的地方；另一方面，想要補足空白的部落歷史與生活故事，期待能藉此重建舊部落的文化資產。於是，我們和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舉辦了「回Yaki & Yutas的家」尋根系列活動（Yaki、Yutas分別是泰雅語「祖母」、「祖父」之意）。

與其他部落青少年同行，那是我第一次回舊部落，但看到的卻是一片雜草叢林。找不到爺爺、奶奶的家，心中有些遺憾和心痛。不過，站在祖靈、祖先昔日辛苦開墾的土地上，想像爺爺奶奶就是在這美麗的環境下所生長，在他們過世後，我第一次感受到與他們如此親近。
比起其他還沒回到舊部落的族人，我憑著一股傻勁跟笨拙的腳步，竟能來到真正的「老家」，其實是很幸福的，心裡滿是感動、衝擊。然而，荒煙蔓草的廢棄部落卻衝擊著我，讓我強烈地意識到文化的流失，同時體認文化傳承的使命。因此，從「回家」開始，我決定投入舊部落的文化重建及新部落的社區營造。

豐饒家園，古道上的要衝據點

流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18世紀後，人類學上所謂的南澳群泰雅族人（llyung Klesan）開始從南投陸續遷徙至南澳山區，交錯混居形成了約15個部落。流興的泰雅人主要為澤敖列群（Cyoli’），從南投的賓斯博干（Pinsbkan）經過南湖大山（B’bu Bayu）進入南澳山區，經歷數十年的混居及因耕地不足的後續遷徙，最終才建立其部落；之後又有賽德克族（Sedek）的道澤群（Tosa）前來同住，流興部落就此產生。

流興位於一處背山面海之向陽坡，海拔約1000公尺。Ryohen為山蘇之意，為當地盛產，這也顯示其氣候潮濕多雨、土質肥沃、物產豐富。我的先人順應地勢，以人工開挖方式整地，建立階梯式的生活空間，並就地取材建成整齊的石砌地基；為順應氣候，則發展出以石板為頂，冬暖夏涼之半穴屋結構。

流興在日治時代是重要交通中樞，也是南澳山區的行政中心之一，除了各部落皆有的駐在所，還設有上級長官所居住的招待所、養蠶所、交易所，其中交易所更是周遭各部落的主要中繼站，顯示流興的重要性。

遷居山下，胼手胝足巨大工程

日治時代，日人曾多次誘勸流興社遷至山下，但僅在日治初期有部分居民遷於今日的大同鄉；大部分流興人認為山下疾病多，況且流興環境優美、空間好、食物新鮮，因此缺乏搬遷的意願。

到了戰後，其他部落接二連三遷至山下，流興人無論是拜訪親朋好友或日常採買，變得越來越不方便；加上國民政府為便於管理，給予保留地的承諾，因此流興才決定遷村至當時還叫做鹿皮（Ropwe）的金岳。民國42年起，陸陸續續有流興人搬下山，先至南澳或澳花居住；直到民國47年才全部搬至金岳，而原本散居在鄰近地區的其他族人，也漸漸遷徙過來。

流興人的搬遷，過程全以徒步進行，年輕人帶著男女老少，用Kalan（泰雅傳統背籃）將所有家當陸續搬遷下來。囤積在穀倉的農作物量較多、較難一次搬運，有些甚至花費了三年時間才完全搬遷，實為一大工程。在搬遷之前，部落壯丁還先至金岳開墾，耕作近一年，直到可收成時期，才帶老弱婦孺下山，以確保新部落的生活能正常運作。

一開始，流興人在現今部落的上方平台，搭起簡易的工寮居住。後來國民政府將金岳部落的土地重新規畫，分成同樣大小的格子狀，讓家戶進行抽籤，分配其位置，這使得各家族被打散。流興人用傳統的開墾方式，以鋤頭挖地、整地，在互相幫忙下蓋起一棟棟木頭房，漸漸將金岳部落建立起來，而流興也就此廢社。

出處：【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年6月號； 訂閱人籟論辨月刊電子版】

聯合筆記：懷舊與歷史感／ 陳宛茜

一群攝影工作者最近組成聯盟，呼籲文化部成立國家攝影博物館。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聲援說，在世界各大城市旅行，常看到城市用歷史照片述說它們的過去，台灣卻漠視老照片。缺乏歷史感的台灣，也難以凝聚文化認同。

說台灣人缺乏歷史感，許多人可能會舉手反對。你瞧，最近暴紅的台中宮原眼科，不就是靠古蹟翻新的魅力吸引大批遊客？電影賽德克巴萊、艋舺等片場改造的懷舊景點，也創造了許多觀光產值。這些，不都是台灣人熱愛歷史的鐵證？

但懷舊並不代表歷史感。很多時候，懷舊只是滿足了現代人回顧遠處的美好幻想，常摻雜了商機和欲望。台灣人懷舊，但並不珍惜歷史。宮原眼科的歷史影像依然模糊，它的日據時代背景定位更曖昧。在人們眼裡，古蹟和迪士尼樂園的差別何在？人們喜歡為歷史塗脂抹粉，卻拒絕與素顏的歷史相見。

那麼，城市一定得背上歷史包袱嗎？柏林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要大規模更新的城市需要歷史感，一個擁有太多裂縫和陰影的城市更需要歷史感。

共產陰影下的柏林，在推倒圍牆後進行都市更新。柏林人可以選擇拋棄過去，但他們決定將歷史留在新造的城市裡，讓一代代市民生活其中、凝聚共同的歷史記憶。與過去和解的柏林，浴火重生為歐洲最具文創能量的城市之一。

柏林人相信，一個不能和過去和解的城市，邁向未來的腳步也無法從容自信，分裂的記憶將成為城市與過去和解的障礙。反觀台北，連在人權文化園區展出的藝術都無法達成共識，能產生打動全民心靈的文創作品嗎？

台灣不只需要國家攝影博物館，還需要與歷史面對面的勇氣與智慧。


作者：陳宛茜
出處：【2012/06/11 聯合報】

不是大王椰的錯╱黑白集

1.劉兆玄在台大畢業典禮致詞，他以校樹為喻，形容台大學生像椰林大道上的椰子，「只顧自己往上長」，卻無法提供一點樹蔭；相形之下，成大校園的榕樹枝繁葉茂，亭亭成蔭。這一番話，饒富深意。

劉兆玄一家兩代十幾人畢業於台大，他回母校演說，並不是故意要挫台大學生的銳氣。但從近年社會的「反菁英」氛圍看，菁英人才如何將自己的優勢變成樹蔭，讓其他社會成員也能分享智慧和創意的涼快，才能使台灣形成積極的共同體生態。這是劉兆玄的語重心長。

過去的教育，一味教學生要如何「出人頭地」、如何成為「人上人」，卻忘了教人如何善盡個人角色來支撐自身所處的群體。在炎炎夏日，人們需要的，不過是幾許可以遮蔽烈日的樹蔭；大王椰再高，只是讓人仰望困難，豈比得過榕樹的涼爽親和？

台大的椰林大道，從日據時代台北帝大時期即已種植，旨在凸顯校園軸線的奮發精神。歷經光復、解嚴、民主化至今，台大校園早已增添了杜鵑花、楓香、阿勃勒、流蘇等各色各樣的花木；而台大歷任校友也出了三名總統、七八位閣揆、及數不清的部會首長；要說台大人仍無法擺脫「孤高」形象，那絕對不是大王椰的錯，而是校園裡沒蘊育出豐厚的多元價值。
撇開上課睡覺、吃雞腿不談，那天畢業典禮有學生未依規定準時進場被關在門外，便在外面大聲叫罵：「這是我的畢業典禮！」不錯，這些學生的自我權利意識很高，但他們對別人權益的尊重呢？

最後，簡單問一句：台大人，你上一次給別人方便，是什麼時候？

2. 對名校反思／看不到的根…椰子樹威武不能屈 李源德／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劉兆玄院長在台大畢業典禮上語重心長指出，台大學生如同校園的椰子樹，只顧自己往上長，連一點樹蔭都不給。我這位老朽回憶從前年輕的自己，想到現在的眾多台大人，對椰林大道的美好未來憧憬，不應幻滅，因為椰子樹沒有這般負面。

椰子樹同傅鐘及梅花是台大校徽的圖樣，取其鍥而不捨向上抽芽、生息不斷的大學教育精神。椰子樹筆直挺立，在烈日艷陽照射下，從不因缺水枯萎；在暴風雷雨襲擊下，從不彎腰因應求全。過去五十多年，我所見到的台大椰林，仍舊以優美姿態頂天立地，偶有大片樹葉掉落大道，從沒有敗絮殘局，乾脆俐落瞬即清理。

椰子樹可向上成長二十到三十公尺，沒有分枝，看得到只有頂部十多片羽狀長葉，細膩觀察才看到每年生長四、五片葉片脫落的痕跡，只有老去新出的葉片，才能生生不息。儘管葉片有限，遮蔭不顯，但垂落的枝葉，常以多角度迎接黃昏，把握有限的陽光，努力作光合效能，都是為著明天找到生機。挺立的椰子樹幹，環境好則粗狀，環境劣則細長，歲月會把粗細消長，從不故步自封。

地面上看不到的根，才是椰子樹「威武不能屈」的道理。這些根毛叢生四方，為著生命鞏固，可伸長四、五十公尺，不易摧倒斷裂，且能通權達變與根瘤菌和衷共濟，借力使力，在貧瘠土壤上，在乾枯地形下，根長根，永不懈怠，在惡劣環境時刻雌伏，等待機會向上成長，另為樹幹。

椰子樹仍舊應該是台大人的精神寄託，是人才孕育養成的最高境界，正直挺立，不畏艱難，竭盡心力，創造生機，生息不斷。獨立成長的椰子樹，樹葉有限，遮陽不足，成列的椰子林，仍舊可以遮蔭避雨。尤有進之，在孤獨成長的樹幹，留有生息不斷的抽芽，永續創新成長，向上頂天昂揚，向下扎根立地，給台大人更多的期待，他們可以扮演社會的良知，達成國家明天的希望。




出處：【2012/06/11 聯合報╱黑白集】

很高興你犯了這個錯／王文華

隨著上市，「臉書」公司的管理方式得到大幅報導。其中最值得台灣教育家、企業家思考的，是如何看待「犯錯」。

臉書和很多高科技創業公司，都是錯誤的結晶。他們鼓勵員工發想瘋狂點子，將點子做出堪用、陽春的產品，迅速推到市場，聆聽顧客的反應，收到反應即刻改善，再丟回市場。這樣反覆幾輪，最後做出能大量販賣的產品。

臉書公司的公布欄，或是祖克柏寫給投資人的公開信，都強調：「快速行動，打破現狀」、「把東西做出來，勝過把東西做完美」。臉書這樣吸引了九億名會員，富可敵國。但也因為這樣而頻頻犯錯，令人傻眼。平時那些侵犯隱私的服務都不說了，這次上市的價格訂得太高、財測沒對小投資人揭露，結果是股價慘跌、官司纏身。

Google也信奉「及早且頻繁地推出新產品」，因而創造出「Gmail」等成功服務，但自然也有「Google問答服務」、「Google影像播放器」等失敗產品。失敗計畫的負責人沒被開除，反而得到讚美。老闆佩吉對他說：「很高興你犯了這個錯，我希望公司走得太快、做得太多，而不是太過謹慎、做得太少。」

嘗試錯誤不只是新創事業的專利，成熟大公司也慢慢學到犯錯的重要。寶僑家品（P&G）的前執行長雷夫利的成就，是把新產品的成功機率從百分之廿，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他更大的成就，是決定到了百分之六十後，就不再往上提升，「因為那樣會讓我們變得太過小心，怕犯錯，於是只做潛力較小的創新。」

台灣的家庭、學校教育，不鼓勵犯錯。天下父母心，都希望孩子安穩長大，「不要輸在起跑點」！至於學校的老師，在升學制度和強勢父母的雙重壓力下，也只能鼓勵孩子專心念書，考上明星學校。

在這樣的教育系統中，所謂的「優秀」，就是考高分。想考高分，必須不斷做考古題、參加模擬考、考試時謹慎、細心、揣摩出題者的心意、小心各種陷阱、反覆檢查、追求完美。

這樣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畢業後延續了之前進明星學校的心態，只想進明星級的大企業，很少想創業。進大公司後，大概不屑只做「堪用、陽春的產品」，也不善於虛心聆聽顧客的意見，更不習慣「快速行動，打破現狀」、「把東西做出來，勝過把東西做完美」。
他們畢業後若進入政府，原本自身的完美主義，加上台灣民粹的風氣，自然變得以防弊為前提，避免被罵為職志。因為長官或民眾都不會對他們說：「很高興你犯了這個錯。」

這是，台灣慢慢失去競爭力的根本原因。

又到了畢業季。廿八歲的祖克柏沒有畢業，他的公司影響了九億人。上市栽了大筋斗，也許對這一帆風順的天才，是最「讚」的一件事。

反觀台灣，大部分廿幾歲的年輕人都會畢業，一輩子不會犯祖克柏的大錯。但做為師長的我們，該為此而高興嗎？在畢業典禮上，我們真的能心安理得地說，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他們只要抱持考高分的精神和技巧繼續努力，就會「鵬程萬里」？

如果我們有一點猶豫，那麼今年不如換個台詞，對他們說：「很高興你犯了這個錯。」因為當他們狠狠摔倒的那天，才是他們真正畢業的一天。（作者是作家、「夢想學校」創辦人）



作者：王文華
出處：【2012/06/07 聯合報】

城市新私塾／李光真

台灣人，愛學習。根據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去年的調查，有近四成台灣民眾有進修意願，這個比例略高於香港的百分之三十八，是大陸百分之十八的兩倍。

相較於大陸和香港以「工作專業」為主要進修目的，台灣人更喜歡「自我充實」；在各種證照班、學碩士在職專班之外，包括「敏隆講堂」、「誠品講堂」、「富邦講堂」等中大型講堂陸續開辦，課程從希臘哲學到中國歷史，從品紅酒、酗咖啡到電影、小說，許多上班族「糾團」聽課，由公司補助學費，為打造「軟實力」而努力。

在時尚、多元、如自助餐式隨意點選的主流講堂外，近幾年，一種安靜、私密、深沈、節奏緩慢，但「文化含量」與「精神層次」更高的另類小書院，也逐漸興起。

小書院的課程，幾乎全和職場競爭力無關，也不盡然是為了培養興趣或聊天的話題。為什麼會來上課？每個人的答案不一樣。

比較順理成章的，如「亮軒書場」的學員，不乏是主持人亮軒在大學授課時的學生，畢了業還念念不忘老師的精彩講課，一路追隨至今；或是侯吉諒「詩硯齋」裡，許多學員是對書法有興趣，來拜師後才發現在「把字寫好」之外的更多內涵。

在台北孔廟上課的「離中書院」學員李美雲則說，當初會來上課，純粹是想讓自己「多點事可忙」，剛好時間可以配合，就報名了。第一堂課，她聽到樊克偉老師講孔子的「仁教」——仁，就是人所以為人的「本」，「剎時腦中『噹』地一聲，我那即將半百渾濁的心，激起了陣陣漣漪……。」她如此形容。

「台北書院」「山長」（主持人）林谷芳表示，書院有經典，有人師，學生就有了皈依處，可以找到身心安頓的方法——這就是所謂的「立命之學」，也是小書院的最大特色。

「立命」之學，是嘈雜社會的反制與提醒。然而，小書院師生間的近距離交流，可能很溫馨，也可能很強烈，甚至是「直指人心」的撞擊。

1990年創立，堪稱小書院先驅的「德簡書院」主持人、建築師王鎮華，講學的核心在於建立人的「主體」。他要學生想清楚，自己的人生要什麼？日常的所做所為又是什麼？

有次，一位建築班女學生聽課聽到一半，竟衝進廁所裡大哭。因為，平常在建築師事務所上班，一再被要求效率、進度，但老師卻要她瞭解設計的「生命過程」與質地。這位學生感覺自己被撕裂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清皇室出身的毓老，小時候曾受教於大學問家王國維。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投湖自盡時，毓老親眼目睹了老師的屍首被打撈上岸，令他大受震撼。因為「自盡」不僅是否定自己，也從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所學與信仰。

「如果臨到關頭救不了你，那這一身學問又有什麼意義？」毓老一再強調：「學問要能活出來，用出來，在生活裡見真章，在生命裡起作用！」這也是王鎮華一再灌輸給學生的。
我的學習，是工具性學習？娛樂性學習？還是可以扣連到生命體悟的學習？答案無所謂對錯，也不必計較高下，但值得一想。


作者：李光真
出處：【完整內容請見《商業周刊》1274期；訂閱商業周刊知識庫；訂閱商業周刊電子版】

那一年 我拚一件比讀書重要的事／張婉怡

楊虔豪，成大政治系大四學生，年紀輕輕，卻是國內首位面訪「脫北者」（編按：從北韓逃出，到南韓接受政治庇護的北韓人）的人，也是目前台灣「脫北者」研究的權威。
人生，是由一連串的決定所組成。最初的決定，早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

六月，一批批的高中學子，正在指考考前衝刺階段，許多家長與孩子，聚焦在分數、排名、可能進哪所大學。將生活與考試緊扣，這，是一種決定。但，有年輕人做另一種決定。他們的思考焦點在於要怎樣的未來，成為怎樣的人。他們把「決定」之鑰握在手上，也為自己的決定負起責任。

台灣親訪脫北者第一人楊虔豪》自學韓文，做獨立記者

楊虔豪，成大政治系大四學生，年紀輕輕，卻是國內首位面訪「脫北者」（編按：從北韓逃出，到南韓接受政治庇護的北韓人）的人，也是目前台灣「脫北者」研究的權威。
很難想像，就讀東海大學附屬高中時，他原本是個性格孤僻、精通日文的哈日族，在日本社群網站上經營部落格，是他生活的全部重心。

高二時，他從報紙上讀到「脫北者」這三個字，一旁照片呈現的北韓景象：空蕩的街道、整齊的建築、重複出現的金日成相片。十七歲時的震撼，在他心中撒下一顆種子。

「一個截然不同的共產極權統治、一個距離台灣不到三小時的飛行航程就能抵達的國度，我們對它的認識竟然是如此陌生，」為了了解這個和外界斷絕聯絡的國家，最直接的接觸管道——「尋訪脫北者」，這個想法，在他的心中悄然而生。

當同學埋首考試，他卻努力學韓文，上南韓網站尋找脫北者的資訊，但，一開始的收穫趨近於零。「要不要做這件事情、有必要現在做嗎？」這類問題不時在他腦海中冒出。神秘的鄰國，有限的資訊，他堅信這是個值得開發的題材，高三大學甄試時，他決定念政治系，專攻南北韓議題。

「既然沒有人訪問過脫北者，我就來試試看，」然而，這一投入便是兩、三年，直到大二時，他才第一次接觸到這群人。最初，透過「自由北韓廣播電台」的南韓記者引薦，他先聯繫上數十名脫北者，之後，透過滾雪球的方式，陸續找到近七十名脫北者，但願意接受他正式訪問的人不到十分之一。從這些脫北者的口中，他一點一滴拼湊出金正日極權統治下的北韓人民生活。

但，挑戰並未結束。「能接觸到這些人就是件不可能的任務，」他表示，這群脫北者由共產體制奔向資本主義社會，對一般人都保持強烈戒心，何況是面對一個來自台灣的外國人。

從一開始的好奇，到後來的責任感，他時常提醒自己：「每一個『脫北者』的背後，代表的是還留在那個他們逃離的國家：超過兩千萬的人口。」未來，他計畫把訪問的內容集結成文字或影像向外界公布，讓更多人了解北韓極權統治下的荒謬與真實。

即將從大學畢業的他，已決定畢業後要到南韓工作，先教中文，並努力成為協助台灣或西方媒體取得韓國訊息的獨立記者，繼續深耕南北韓議題。他相信全世界對於韓國的新聞需求會越來越大，他看好這個趨勢，也願意投入。

從一個哈日族，到成為台灣脫北者研究的第一人，他始終相信：堅持自己的想法，不要隨波逐流。訪問當天，他不斷提到「（人生）不要流於平庸」，這六個字，是驅使他走在這條看似冷僻道路的最大動力。

作者：張婉怡
出處：【完整內容請見《商業周刊》1279期；訂閱商業周刊知識庫；訂閱商業周刊電子版】

專訪蔣偉寧談12年國教：要成功 必須做對三件事／林秀姿

行政院長陳沖曾經用「蔣三快」來形容教育部長蔣偉寧：動作快、講話快、思想快。
的確，蔣偉寧就連要不要接下這個他人生中最燙手的工作，他也「只」猶豫兩天，就果斷答應了。

這位和師範體系素無淵源的教育部長，要扛下台灣四十幾年來最重要的教育變革擔子。

「九年國教發生的問題，十二年國教一樣都不會少，甚至更多，」前教育部長黃榮村細數，教育國力是否下降、城鄉差距、公私立高中職資源分配、明星高中，以及與高教銜接等問題，都會讓執行者頭皮發麻。

難怪，台中市長胡志強會比喻，教育部是「人肉烤箱」。因為，要讓大家都不看好的十二年國教順利上路，簡直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蔣偉寧自認是勇氣「破表」的樂觀派。他說，做為一個工程師，面對教育這個大型工程建設，必須務實地去看各個環節，他一定要「讓impossible的工程變成possible。」

二月六日上任至今，蔣偉寧幾乎跑遍各縣市，三月份連跑四場座談會，第一線面對過去他不熟悉的國高中家長、老師和學生。「要全部跑一遍，才能了解整個picture（樣貌），」蔣偉寧體會。

五十五歲的蔣偉寧，學術職涯只待過中央大學一個地方，從基層教授一路做到校長。今年初，他原要接著做第二任，卻意外轉彎入閣。
說自己的故事拉近距離

「投入和用心，是他的專長，」中央大學校長劉振榮和蔣偉寧共事七、八年，形容他是拚勁十足、行動快速、積極任事的領導者。

蔣偉寧在校園裡，永遠充滿活力，吃便當只要五分鐘，講話速度就像連珠砲，連走在校園也是健步如飛。

外界原本預期他無法適應官場，但蔣偉寧三個月來的表現，卻一點也不像政壇菜鳥。
不管是在砲聲隆隆的立法院，或是在面對教師、家長的座談會，蔣偉寧總是心平氣和地回答每個問題，口條反應一流，即使回答不出來，也能謙虛真誠面對，身段柔軟，給人留下好印象。

「他還沒有沾染官僚習氣，」全國教師會秘書長吳忠泰說，承接前人規劃的政策時，總得概括承受所有缺失，但教育的意識型態光譜，從極左到極右都有，想面面俱到，十個部長都不夠用。吳忠泰觀察，蔣偉寧的「抗壓性極好。」

為了和師生、家長拉近距離，蔣偉寧常常說自己的故事。

例如，他想解開社會的名校情結，就以自己當年讀的，是排名第六、第七的台北市復興高中，最後仍考上台大，說明讀什麼學校，並不影響孩子的未來。

要讓學生真正愛上學習

蔣偉寧還率先保證，現讀小學四年級的小兒子，將來會建議他讀中壢市的社區高中，向家長展現他的同理心。

在當部長之前，蔣偉寧對台灣，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就有深刻地反省。

他始終難忘在史丹福大學的留學經驗。他和其他台灣學生，因為缺乏團隊合作的習慣，小組報告每次都輸給美國同學。他想藉著這次大改革，徹底翻轉扭曲的教學模式，讓下一代學生能夠真正的愛上學習。

蔣偉寧走入官場這一遭，會落得什麼評價，必定和他能不能順利執行十二年國教有關。

陪蔣偉寧「跳火坑」的教育部主任秘書王作台，是蔣偉寧在中央大學時期的左右手，兩人在中研院士劉兆漢擔任中大校長期間，緊密合作各種計劃，他稱讚蔣偉寧「是少見執行力強的學者。」

中大校長劉振榮也說，蔣偉寧做事，會在訂定制度與原則後，再積極溝通，包括「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劃；中央大學和清華、交通與陽明大學組織「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等，都看得出蔣偉寧的執行力。

不過，校務的執行力，並不必然等於政務的執行力。教育封閉的高牆並不容易打破，「教改遇到的反撲勢力，多半和資源分配有關，」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吳福濱分析，教育部必須觀察教改的反彈原因何在，才能有智慧地處理因應。

三個月只能說是蜜月期，即使多有磨合，也還沒有真正地磨出火花，現在只是「山雨欲來前的寧靜」。

「制度是全國一致，但是教學現場，卻是因地制宜，」台北市教育局長丁亞雯指出十二年國教未來將面對的關鍵問題。

「地方對中央施政缺乏信任，」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楊益風直言，中央小看基層反彈聲浪，「全國性組織的意見和各縣市不見得一致，施政應該深入基層進行溝通。」

快步向前的蔣偉寧，如何不讓教改在執行面扭曲變形，將是他未來這一兩年最大的考驗。

作者：林秀姿
出處：【全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天下雜誌》497期；訂閱天下雜誌電子版】

專訪龍應台：我要讓文化成為國力／馬岳琳

她的獵物有三：人才、資源、版圖。

五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文化部成立的第四天，十二人在藍紫色牽牛花的識別標誌下一字排開，身為第一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鄭重介紹她的執政團隊：三位次長、一位主秘和七位司長。

打造一批專業的文化事務官團隊，恐怕是龍應台最迫切的工作。

文建會雖然成立三十年，但過去一直體質孱弱，不但角色邊緣，而且經常成為服務政治的承辦單位。

若要在四年任期內做出成績，手下不可無大將。

龍應台不但自合併而來的新聞局挑選出一位政次、三位司長，更自其他部會搶人，延攬ECFA、FTA的談判大將、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政策組長連玉蘋，出任文創發展司司長。
此舉被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形容為「動搖國本」，但她不但吸引連玉蘋轉換跑道，更說服經濟部割愛放人。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文化部整併了過去的文建會、新聞局和研考會，相關人員的磨合、專業表現，不但是政府組織改造的首波觀察重點，也是台灣未來是否能以文化展現國力的起點。

龍應台在接受《天下》專訪中表示，她希望從文化部的科員開始，腦袋裡就具有各國文化事務發展的參考系譜，判斷力與專業度兼具，樹立文化官員的風範。
倘若四年之後，龍應台真能鍛鍊一批與她旗鼓相當的文化事務官，這或許將比她一心要把文化部預算提升至總預算的四％，貢獻更大。

文化部成立當天，龍應台藉著致辭，向台下的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陳冲多所暗示，為的都是要力保明年文化部預算至少能有兩百億。

事實上，攤開今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書，文化部擁有的一六○．八億，僅佔總預算的○．八三％。距離○八年馬蕭文化政策白皮書中提到的四％，仍天差地遠。

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任何部會要爭取預算都十分困難，龍應台勢必要把眼光，放到民間與海外華人身上。如何建立機制、讓企業與個人力量挹注文化事務，甚至援引其他部會的資源，都將是「把餅做大」前提下的目標。

建築學者漢寶德就認為，「政策比預算重要，制度設計若成功，將創意與產業橋樑建立起來，那才是文化的活水源頭。」

電影導演李行也指出，文化部是來服務產業，而非領導產業。產業活絡了，自然對整體創作環境產生良性循環。

準備好面對文化肉搏戰

文化界眾聲喧嘩，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倒是覺得，龍應台應該更勇敢一點，「政府最怕妥協，什麼都做，最後落得什麼都沒做。」

他說，某日龍應台與四位出版人一起吃飯，討論到出版界進入大陸市場的策略，結果四人中有三人持不同意見，「可見政策要形成共識，真的很難，」王榮文表示。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龍應台向來很勇敢。

文化部成立第四天，她就拋出要與北京協商、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的議題；更積極要建構十一處海外文化中心，除了現有的紐約、巴黎、東京，一舉要增加八處。

對各國而言，表面上文化是軟實力，但其實是最直接、最硬碰硬的短兵相接。年輕人iPod裡放的流行音樂是哪種語言、電腦裡看的是哪國連續劇、枕頭邊放的是哪本翻譯小說，全都是文化版圖的肉搏戰。

從台北市文化局開始就擔任主秘、跟著龍應台運籌帷幄的文化部政務次長張雲程觀察，第二次當官的龍應台，一切都上了軌道，「她現在是最好的狀態！」


作者：馬岳琳
出處：【全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天下雜誌》498期；訂閱天下雜誌電子版】

唱遊課：製造甘願／楊佳嫻

徐志摩在〈我等候你〉裡頭，一而再，而三，呼告著「我不能回頭，運命驅策著我/我也知道這多半是走向/毀滅的路；但/為了你，為了你/我什麼也甘願」。這是最經典的戀人誑語，唯我能入地獄，爛泥中挖取花瓣，自動自發替對方完全一切期望，且付出得比對方預期更多。

當代勞動研究經典Michael Burawoy《製造甘願》一書，討論何以工人會驅使自己去達成公司的利益。然而，愛情勞動不同，通過幻想與投入，無望的獻身往往比獲得想像中的回報，要更有快感。〈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說，「像是那古時間獻璞玉的楚人/手指著心窩，說這裡面有真有真/你不信時一刀拉破我的心頭肉/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暴力，傷殘，愛情的甘願同樣是被製造的。可是，這種志願性的順服，對於得到奉獻的人來說，不啻為壓迫。

為要尋一個明星〉一詩，徐志摩知道這追尋需要代價，「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最終，「荒野裡倒著一隻牲口/黑夜裡躺著一句屍首」，天上才透出了光明。弔詭的是，死亡其實是愛的勞動形式的終點，不是極致。


作者：楊佳嫻
出處：【2012.06.06中國時報】

日治時代升學考 考卷遭監獄盜賣／陳柔縉

每年天氣轉熱，如臥烤盤的考季，也一步一步迫近了。

現在的台灣，十五歲考高中，十八歲考大學；日本時代，十三歲小學畢業，就面臨升學考了。那時候，小學畢業後考的也是中學，但在學五年，不分割階段，不像現在分成國中三年、高中又三年。中學畢業，若要更上層樓，可以考台北醫專（台大醫學院前身）或台南高工（成功大學前身），也可以在中學四年級時轉考台北高等學校，準備上台北帝國大學。

以前的入學考試，跟現在有許多不同，像是考試時間都在學期末的三月下旬；成績不叫幾分，稱幾「點」，台北醫專共考英數理化等五科，總分就是「五百點」；又例如，各校個別招考，部分地方才有「州內」（類似縣市內）學校一起的聯考。

最有趣的差別，現在的大學學測、高中基測，設有密不透風的闈場，十幾台高速印刷機放進去，再把出題老師和機器維修師傅都關進去，從出題到印考卷，闈場內一貫作業。日本時代各校的試卷卻是在監獄印的。

以前的監獄也做生意，除了承包印刷，受刑人製瓦、編草鞋、縫洋服、做藤椅，都可以變商品。如此監獄，四面高牆，雖有闈場的封閉性，對外營業，卻給了歹徒鑽洞的縫隙。

彰化和美一個姓李的人，原來當警察，不知犯了何罪，被關進台中監獄，獄中就做印刷的勞役。他先是跟外頭串通好，隨便以一個人的名義，跟監獄訂十本信紙，偷偷夾帶師範學校考卷出去，但考期太近，找不到買主，功虧一簣。不過，有了成功盜取考卷的經驗，1938年，故技重施，李前警員改以大甲某醫生的名義，跟監獄訂製藥袋，再把中學入學考卷放在藥袋內偷出去，下游並有十幾個人在各地兜售。一直到考試第二天，警方得到風聲，展開調查，一個多月後，案情明朗，才對外公開。報紙指此教育界的「不祥事件」，「全國未曾有」。

三年後，有人玩更大了。這次是高雄旗山卅二歲的林姓男子，組了一個陣容完整的「醫學院保證班」，串通台北監獄印刷單位的三個受刑人和一個監獄職員，偷出台北帝大醫學部的考卷，還請來一位醫學博士的弟弟作答，成功釣上台北、新竹和台中的十二位考生及家長，一人收兩千圓酬勞。兩千圓大約是一般公務員四年的薪水，考生家長願意賭下重金，正因考上醫科，等於買到台灣最高收入職業的門票，他日獲利將是千百倍。所幸本案在考前偵破，沒有不光榮上榜的考生。

日本時代，放榜方式也有點不同。各校貼出榜單之前，往往前一夜，廣播已經把上榜考生的名字唱到空中去了。

放了榜，一定有人捶胸，有人歡呼，以前和今天沒有兩樣。不過，這個時刻，我們習慣說「幾家歡樂幾家愁」，以前，大家會感慨，放榜真是一齣「悲喜劇」啊！ （作者為作家）


作者：陳柔縉
出處：【2012/06/01 聯合報】

誤人的不是制度，而是價值觀／陳立恆

前陣子，回到初中母校嘉義輔仁中學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台下一片青春初萌的稚氣臉孔，完全不是平時熟悉的聽眾族群。有鑑於他們都有機會成為台灣十年後的社會中堅分子，我當天談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創意與靈感，兩個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很少被刻劃完整，卻對每一個人的人生旅程都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能力。

在演講過程中，不時從他們的晶亮眸光裡，我彷彿看見四十多年前的自己，其中多少光陰橫亙，並沒有阻絕我對那段少年歲月的懷念。但讓我深有觸動的，不是我的回憶，而是演講前後，從與教員和學生們的互動反饋中，我感受到許多對當前教育的質疑與未來前途的茫然，我才驚覺，台灣廿年來的教育改革，不啻為一場失敗。他們所制定的諸如廣設學校、一綱多本、建構式數學、多元入學等等教改政策，所引發的爭議與問題，遠比以前的聯考還要龐雜棘手，更弔詭的是，教育改革革掉的不是聯考背後、那個萬惡升學壓力的命，卻是錯怪了這個相對而言公平公開、符合國情的聯考機制。

目前還未上路就引得各界爭議不斷的十二年國教，到底可以造就出多少國家未來棟梁，也許見仁見智；但我眼所見的是，台灣廿年教改的結果，使得今天台下這群慘綠學子們面對比我四十年前還要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只是我在演講中提到，關於文創工作上常用到的「靈感機制」離他們的考試生活猶如雲漢之遙，一般國家人才培育過程中應該強調的創意啟發、國際視野、詰辯精神、獨立思考、適性發展等，依舊在這一代的基礎教育系統中難窺其奧。

其實英文的教育「education」一詞，是從拉丁文「educo」轉變而來，原意更接近「從他身上引導出什麼」，這和我們孔夫子的因材施教，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與目前台灣教育型態似乎大相逕庭。

我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但我是一個人才使用者，就文化創意層面而言，我並不覺得過去的聯考世代與後來的教改世代相比，有任何遜色之處；可是我卻有一個深切體認，這十年來，當我們的人才競爭力放大到全球布局的宏觀角度時，無疑是處在不進則退的劣勢。

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對於「成功」有一個主流的僵化定義，每一個人都設定自己要進明星高中、一流大學，將來變成醫生、教授、科學家、金融家，這樣狹隘的社會價值觀，才是造成升學壓力及國家人才結構失衡的幕後黑手，而整個台灣教改的顢頇之處，就是天真的以為一直強調「多元」、「免試」等字眼，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對多元人才更友善可親的教育環境，來抗衡這個偏頗的成功定義。

大學本來就應該是一道窄門，因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絕對不是取決於它每年製造出多少個大學生，而是端看它的大學生能不能真正貢獻所學，同時，國家的競爭力，也要仰賴它的非大學生們順利發揮所長，成為不同行業領域的精英翹楚，一起攜手為這個國家擘劃未來。

我們無法立即改變社會價值觀或是教育制度的運作，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向它們屈服，藉著演講的機會，我告訴台下的同學們：所謂「成功」，就是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通過一條實踐的路，挖掘創意，調整靈感，一路上不間斷地修正成果，直到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我保證，抱持這樣的人生態度，絕對比依循一個大眾化的成功模式，更容易接近成功。（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作者：陳立恆
出處：【2012/06/02 聯合報】

太陽餅的記憶文／李清志

台中太陽堂餅店無預警歇業，令人十分惋惜！特別是對許多人而言，太陽餅不僅是台中的特產，更是他們記憶中甜蜜而珍貴的部分。

我的外婆，前輩音樂家陳信貞女士，早年任教於台中女中，她也是合唱之父呂泉生的鋼琴啟蒙老師，住在台中合作新村內的外婆，每個禮拜總是會搭台鐵火車，帶著伴手禮來台北看孫子們，她的伴手禮不是別的，正是台中自由路太陽堂的太陽餅！

太陽餅酥脆的外皮，加上柔滑甜蜜的麥芽內餡，口感絕佳！吃太陽餅對於小孩子們也是一種高難度的挑戰，大人們總是要求小孩子在吃太陽餅時，要端著餅盒蓋承接，免得酥脆的餅皮掉滿地。外婆帶來的餅，除了最常見的太陽餅之外，也有香酥的杏仁餅，以及太陽堂後來不再生產的麻糬，這種麻糬類似日本的豆大福，卻有著特殊的粉紅色外皮，內餡包的是花生，十分高雅。有時候家裡粉紅色麻糬放在冰箱二、三天，要食用時，用平底鍋乾煎至外皮焦黃，溫熱的麻糬，一口咬下，花生內陷還會爆漿，絕頂美味！

外婆與美味的太陽餅，遂成為我兒時對台中這座城市的記憶；外婆帶著那盒太陽餅進入家門的景象，也成為我記憶中難以抹滅的畫面。

我永遠記得那盒帶著特殊設計感的餅盒，盒上有張圖案精美的紙張，然後用粉紅色的塑膠繩，捆紮的結實漂亮，這種簡單、實用的經典伴手禮禮盒，至今還是少見。這樣的設計其實出自於前輩藝術家顏水龍教授之手，顏水龍教授曾擔任實踐家專（現實踐大學）美術工藝科主任，實踐家專美工科即現在實踐大學建築系、產品設計系的前身。

當年顏水龍教授承襲德國包浩斯精神，強調實用與簡潔的美學，以及美術與工藝，手做與理論結合的設計教育理念，在當年傳統的美術教育體系中，並不是那麼被接受；不過實踐家專創辦人謝東閔先生倡導「家庭即工廠」等理念，與顏水龍十分契合，因此他在實踐家專擔任教職的時間最長，也帶動了在教學體制裡設置工廠、實際操作的理念。

顏水龍教授除了為太陽堂餅店設計餅盒上的太陽花圖案，他也在自由路太陽堂店內製作了一幅向日葵的馬賽克拼貼畫，這幅畫還曾因為政治敏感，被店家以木板封住多年，後來才又重見天日。顏水龍的這幅向日葵拼貼畫、以及他在台北日新戲院大幅的馬賽克拼貼「旭日東昇」，還有劍潭公園的馬賽克拼貼「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等，都是台灣公共藝術發展歷史上很重要的作品，很值得保留與維護。

不過隨著太陽堂餅店的停業，這些經典的商業設計圖案作品，也隨之消失無蹤。我走在台中街頭，雖然看見滿街寫著「太陽餅」的招牌，卻已經尋不著我的童年美味記憶以及關於外婆的種種；台中這座城市，對於我而言，只是一座患了失憶症的悲情城市。（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作者：李清志
出處：【2012/06/03 聯合報】

廚師的運命／詹偉雄

廿七年前當兵，出任伙食班班長，麾下有三名燒菜煮飯的班兵，不消說，他們會被分發到伙食班，若非家中世代相傳以料理為生，要不即是技職體系出身的學徒。

還記得某個黃昏，與某位炊事兵蹲在火爐前閒扯，他不經意地訴說起自己的身世：小伙子來自屏東，爸爸是川菜館老闆，平日生意不惡，但他內心其實深深鄙視「廚師」這一行業，因為他看到父親在廚房揮汗如雨之時，總不時咒罵自己的命運，「只有最歹命的人，才來做這途」，情緒來時還三不五時地往拌炒的鍋裡啐上兩口；家中兄姐皆發奮苦讀，避免承接家中事業，唯獨他對書本毫無興趣，國中畢業即被迫當上老爸幫廚，一同走上那被詛咒的宿命。

那個畫面時時留在腦海，日後在台灣城鄉遇見不好吃的食店，總會記起那班兵的話語：一位時時悲嘆自己職業的廚師，怎麼有多餘的心力，對料理來精益求精？如果我們眼前的食物，對屋裡那廚師而言是個苦刑和懲罰，它又怎會流露出甜蜜和風情？

但在那個時代，餐館開成這樣是天經地義的——人們對飲食的要求不外「價格」和「豐盛」的數學函數關係，「美味」向來不是重點，掌中味道只要和世道標準差不多，而又有些社會關係、地緣和售價的相對優勢，一個廚子便可靠餐飲營生。

廿七年後的今天，雖不能說台灣社會已有天旋地轉的改變，但就餐飲江湖而言，世道顯已有了轉折。有次在高檔餐館「Danny & Company」吃晚餐，飯後和老闆鄧有癸（Danny是他的英文名字，又有「牛排教父」稱號）聊天，直至打烊，我們要求參觀廚房，這才發現，廚師們早已回家了，在廚房洗刷打掃的，是外包的專業清潔公司。廚房裡各種溫度的烤箱、冰櫃，量身打造的料理櫃檯與就手好用的抽屜、層板，明亮怡人；而且廚房裡還有廚師專用的盥洗室，甜點區另成一格。在這裡，廚師們在維持著複雜的口感的操作與控制之時，也彼此比賽著味道的技術；當然，廚師的所得和廚房的硬體、等著結帳的帳單一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早年的台灣，全民聚焦於出口製造，在工廠的規律作息裡，「飲食」扮演的角色是營養與飽足，大部分人習慣於一種窄小的味覺帶，這乃是因為工廠嚴格地控管著「意外」（從生產工序到生產外的生活），連帶著，食物味道也標準化了——從南到北，制式劃一的自助餐店菜盤組合（炒空心菜、番茄炒蛋、豆乾肉絲……）與麵包店排架（菠蘿、肉鬆、紅豆、奶酥……）可為代表。

台灣開始追逐新奇味道，高價新餐館雨後春筍，代表著社會底層隱隱浮動著一種個性化的力量，人們不僅有能力品味新味道，而且願意為「差異」付出代價，這種甘願與自顧自的追求，沒有工作場域中的「獎賞」（reward）以為肯證（靠個性化的創意取得成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

高價餐廳的出現，不是單純的炫富，出口年代的富豪們，他們的味覺帶是「吃不贏」年輕人的，現代廚師命運的轉變，來自「個性」取代「標準化」，逐步成為社會裡創造經濟成長的動力，從這個角度看，台灣內需產業出頭天的那刻，應該已經到來。（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作者：詹偉雄
出處：【2012/06/05 聯合報】